代孕确实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问题。要说清楚是不是可以开放，至少要考虑医学专业角度、伦理角度，以及法律和社会角度三个层面。

 

 

代孕有严格的适应证

 

代孕其实分为两种：传统代孕 (Traditionalsurrogacy) 和妊娠代孕 (Gestational surrogacy)。

 

传统代孕，指的是把男性的精子，用人工授精的方法放入女性体内，和代孕者的卵子结合。这种情况出生的孩子，和代孕者其实是有遗传学关系的，即「借宫 + 借卵」。而妊娠代孕，是有了试管婴儿技术之后才开始出现的。这是指用夫妻双方的精子和卵子，形成受精卵，然后将受精卵移植到代孕者子宫内。相当于只是「租用」代孕者的子宫，而代孕者和孩子没有遗传学的关系，即「借宫不借卵」。这时候，代孕者是孩子的法律上的母亲，而提供卵子的，是孩子生物学上的母亲。

 

 

根据美国生殖医学会（American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的建议，只有当确实存在医学问题，妨碍预定父母自行妊娠，或会给女性或胎儿带来重大的死亡或损害风险时，才可使用代理孕母。

 

 

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明确了很多具体情形，比如：

 

先天性或获得性子宫缺如（没有子宫）；

重大的子宫异常，比如不可恢复的 Asherman 综合征；

反复妊娠丢失的单角子宫；

母体患有妊娠的医学绝对禁忌证，比如肺动脉高压；

存在未识别的子宫内膜因素，比如之前尽管移植了优质胚胎，仍出现多次不明原因的 IVF 失败等。

 

 

非医学的普通人，一定对上面这些疾病名称很陌生。看不懂是正常的。这里的各种适应证，在医学上都属于很严重的情况，大概意思就是：一定是要到了这个女性彻底失去生育能力的地步。而一些因为高龄的原因，担心生育风险，或者自然怀孕怀不上，而不存在明确的医学指征的话，恐怕还达不到适用代孕的程度。

 

同时，代孕是通过医学手段，解决不孕夫妇的医学问题，但因为同时还涉及到另外一个个体，所以，对于代孕者的健康状况，同样也需要关注。在这方面，虽然还没有一个通用的医学指南，但还是有一些参考因素的。比如，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代孕母亲孕产期间的医学风险，不少建议认为，代孕母亲应该是比较年轻（不能是 ＞35 岁的高龄女性），并且经历过一次完全健康顺利的阴道分娩。另外，代孕母亲应该接受相关传染病检查，以及心理学评估，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提供代孕。

 

但条件符合要求，代孕就成立么？

 

 

人可以仅作为解决生育的手段吗？一旦施行代孕，那么就会遇到很多伦理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比如，如果是传统代孕，孩子和代孕母亲间是有遗传学联系的，反倒是和法律上的母亲没有任何关系，这个法律上的母亲，更像是「后妈」。有代孕需求的家庭，他们真正的需求，可能不是简单的想要一个孩子，而是想组建一个完整的家庭。而通过代孕解决生育问题的方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满足这种家庭所带来的情感寄托，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所以，国外有些地方要求，如果是传统代孕的话，需要选择和法律母亲有亲缘关系的女性。

 

而不管是怎样形式的代孕，从代孕母亲的角度，她经历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变成了别人的孩子，这种感情上的障碍也需要克服。（甚至有些夫妻在代孕过程中对「代孕母亲」或「精子来源父亲」产生情感上的变化，破坏原本的家庭和谐关系。）

 

另外，如果代孕可以商业化，那么女性的子宫，甚至包括这个孩子，都被商品化了，存在将人「物化」的问题。

 

 

从国外经验来看，像俄罗斯、印度，以及美国一些开放商业化代孕的州，都会存在所谓「生育旅游」（Fertilitytourism）的现象，就是一些禁止代孕的国家地区的家庭，到这些地方去寻求代孕服务，甚至有的地方还形成产业化。

 

例如被称为「婴儿工厂」的印度，截至 2012 年，每年在印度出生的代孕婴儿达到 25000 个。联合国在 2012 年 7 月发布的一项研究中估计，印度每年的代孕业务收入超过 4 亿美元。这样巨大的产业背后，到底是拯救了更多想要生育的家庭，还是制造了更多的伦理悲剧，很难被衡量。

 

不过，尽管存在这样的伦理争议，但只要寻求代孕和提供代孕的双方都知情并自愿同意，他们都不认为这里存在问题，或者问题是可以克服的，那么，仅从伦理角度，代孕也是可以存在的——毕竟，这解决了一部分人的问题。

 

但更大的问题是：如何确认「自愿」呢？

 

 

「权利保障」和「胁迫自愿」

 

如果开放代孕，为了保证代孕双方的利益都得到公平的保障，相关法律支持是必须的。即使在标榜自由的美国，也只有部分州立法承认代孕，在寻求代孕、签订合同时，要求相关律师及保险公司参与其中，这就需要有第三方生育方面专业知识的律师。

 

当然，人的问题好解决，没有人的话，教育培训就可以了。不过，法律方面的问题，更复杂的还在于各种法律条款间的完善和支持。以目前国内法律框架，如果开放代孕，恐怕有很多法律条款需要做修改，从而减少法律条文之间的互相矛盾。

 

比如如果代孕双方签署合同，要求提供代孕的母亲不得自行终止妊娠，否则要给予赔偿。但是，目前国内法律，是允许早孕期女性自行决定是否保留胚胎的，那么，提供代孕的母亲以此为由，要求在早孕期做流产，而且拒绝赔偿，那么法律上是不是要对这个合同进行强制执行呢？或者说，如果提供代孕的母亲可以像普通怀孕女性一样，拥有对胚胎的处置权，那么寻求代孕的夫妻，他们的权益如何保障呢？类似的法律问题还有很多。

 

不仅如此，开放代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必须引起重视，那就是「胁迫」问题。

 

 

在一些人的说法中，代孕被认为是女性的生育自由，甚至是贫困女性获取经济来源的重要方式。但残酷的现实是，代孕收益的大部分还是流向了机构和产业，而所谓的「自由」甚至成为了压迫女性的沉重枷锁。还是以印度为例，对于寻求代孕的夫妇来说，代孕一个孩子的花费约为 22400 美元，而每位代孕母亲拿到的酬劳仅为 8000 美元左右。正式开始代孕前，代孕母亲需要签署一份代孕合同。代孕者需要遵从代孕者之家的规定，至于胎儿出生以后是否健康、是否畸形，都与代孕母亲无关；同时，怀孕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医院、医生、被代孕夫妇均不承担。批评人士表示，寻求代孕的夫妇正在以低廉的价格雇用代孕母亲们承受痛苦和风险，从而对印度的贫穷妇女进行剥削。

 

一旦代孕合法化，那么就有可能在合法的外衣下，存在胁迫女性非自愿代孕，从而获得利益的现象。发生这种「胁迫」情况，和社会分层有关。一个社会的贫富分化越大，权力越集中，越容易出现这种胁迫的情况。

 

2020 年，#中国 6 亿人每月收入 1000 元# 的话题上了热搜，众多网友表示不可思议。但国家统计局在随后的回应中表示，这个数据可以从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得到印证：根据 2019 年相关数据，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 40% 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 6.1 亿人，年人均收入为 11485 元，月人均收入近 1000 元。其中，低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低于 1000 元，中间偏下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高于 1000 元。

 

国家的经济和 GDP 确实在提升，但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相当一部分居民收入水平依然偏低。在这样的国情之下，如果开放代孕，那么发生胁迫现象的可能性会很大。

 

总的来说，从医学角度来说，作为一种解决不孕夫妇的医疗技术，代孕并非必然引发罪恶，在充分厘清概念、做好保障、出于自愿的情况下，也并非绝对不能开展。

 

只是，我们该如何保证所谓的「保障」和「自愿」呢？这也许是一个很难有答案的问题。但可以预料到的是，贸然开放代孕，带来的不是生育自由，而是一个又一个物化生命的「婴儿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