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医生受伤后首次接受的采访，“如果有一天能再见到他（伤医者），我想让他看看我背上腰椎手术留下的伤口，我想告诉他，当时我们给他做手术，包括给他省钱，对他真的是仁至义尽。
陶勇医生受伤后首次接受的采访，“如果有一天能再见到他（伤医者），我想让他看看我背上腰椎手术留下的伤口，我想告诉他，当时我们给他做手术，包括给他省钱，对他真的是仁至义尽。我想让他知道，其实这个社会没有他想的那么黑暗”
“即使出院了我的精力和体力也不可能再像原来那样，一天能看那么多病人了。但我不是一条腿走路，手术做不了还可以做科研、带学生。即使没有发生这次意外，我也打算把自己的临床经验和技术推广到全国各地，让更多地方的医生都能处理一些疑难眼病。接下来正好有时间加速做这个事”
陶勇醒过来了。经过七个小时的全麻手术，他左手臂和头部多处被砍伤，砍断的肌肉、血管和神经在显微手术中被缝合。术后颅内血肿，他整个脑袋被纱布缠着，整个人因为水肿看起来比平时大了一圈。醒来后，躺在ICU病床上的陶勇“一点点崩溃的样子都没有”。他对妻子说，“幸好被砍的是我，我年轻，跑得快！”对慰问他的老师说，“我一定可以迈过这个坎”。对前来探望的朋友说，“哭什么，你看我这不还活着吗？”
在大家面前表现坚强的陶勇，也有脆弱的时候。夜深人静，ICU的保洁阿姨看到他在悄悄流泪。他从来不愿把别人想得特别坏陶勇至今仍住院接受治疗，主要针对手臂的康复，这将是个漫长的过程。他的左手还没有知觉，“就像掉到冰窖里，然后时不时串一下，串的时候就像有人伸到你手里去揪肉一样疼。”每天的主要日程就是在康复师的协助下完成各种康复训练：有时用温水泡，然后再按压水肿的部分，刺激循环。有时需要一点点掰关节，把关节掰松。有时训练拿点小东西。每一次训练都伴随着难忍的疼痛，一天下来主动和被动训练至少十次，每次从几分钟到30分钟不等。
2020年1月20日，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遭遇了一场生死劫难，他在出门诊时，被一名患者拿着菜刀追砍，使其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脑外伤、枕骨骨折，失血1500ml，两周后才得以脱离生命危险。那天正是大寒节气。认识陶勇的朋友、同行都不敢相信这场劫难会发生在他身上，“连陶勇技术这么好、人品这么好的人都会被砍。”陶勇后来得知犯罪嫌疑人是谁后，也大吃一惊。同事胡小凤记得陶勇醒来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会是他？咱们对他挺好的啊。胡小凤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犯罪嫌疑人崔某是陶勇接诊的无数眼科疑难杂症患者之一，之前其他医生给他做了至少两次手术，但术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眼睛几乎失明。转到陶勇这里时已是晚期。回忆跟崔某相处的经过，陶勇想不出他行凶的动因，“他其实从来没挂过我的号，直接被收进病房来，我给他做的手术。他的眼底情况非常复杂，给他做手术的时候正赶上我的腰伤复发（之前腰椎骨折，腰上打了六个钉子），两个小时的手术我一直板着腰、忍着疼坚持做下来的。我们还照顾他，帮他节省了不少费用，所以我内心认为他应该是感激我的。手术后他的视力也恢复了一部分，否则也不能追着我砍。”相识十年的师妹老梁说，像陶勇这样有大作为的人，好像有一种钝感，他感受不到别人对他的恶意，或者说他从来不愿意把别人想得特别坏。
陶勇说他现在其实不恨崔某，“无论他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我还是我，我个人的未来幸福不幸福、我高兴不高兴，其实跟他没什么关系，我能想得开这件事。如果我不停地把自己陷入到仇恨中去，绕不出来，甚至去报复他人和社会，那我就变成了第二个他，那就是传染病。如果我还是这种水平的大夫的话，我会认为自己不够优秀。”
专治“穷病”的眼科医生，陶勇接诊过太多困难的病人：眼部恶性肿瘤的孩子、白血病骨髓移植后眼部真菌感染的人、煤炭瓦斯爆炸造成眼外伤的工人、艾滋病人、结核病人......他觉得跟这些人比起来，自己的遭遇也没有那么惨，“因为我看过太多悲惨的命运，所以我包容得更多了，也能接受更多、更重的打击。”
这次意外让陶勇元气大伤，他不知道自己今后还能不能回到工作岗位上，预感到自己跟病人在一起的时间可能不多，他想抓紧时间，把自己想说的话赶紧说出来。2月4日，立春时节，陶勇用手机录制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心中的梦》，发布在网络上。诗中讲述了几位盲童的经历，他说，如果以后不能重返手术台了，想组织一群盲童进行巡演，让他们也能赚钱养家。
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接诊如此多困难的病人，跟陶勇选择的研究领域——葡萄膜炎——有很大关系。用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副院长魏文斌的话说，葡萄膜炎在眼科是绝对的冷门，可以说它是一个没多少眼科医生愿意关注的领域。首先，这个病不只跟眼睛，而且跟全身都有关系，病因复杂，一般是免疫力低下的病人易得的并发症，比如严重的糖尿病患者、做过骨髓移植的白血病人、艾滋病人。其次，因为病因复杂，所以不太好治，精力的投入多，还不容易看到明显的治疗效果。这些病人在长年就医之后，家庭经济条件往往不好，所以葡萄膜炎也被称为“穷病”。
魏文斌是陶勇博士论文答辩的考官之一，当时就对这个小伙子印象深刻：答辩时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很顺利就通过了。后来接触多了，发现他是一个阳光的大男孩，总是乐呵呵的，而且特别勤奋，有自己的想法。“每次见面，无论是在研讨会还是参加活动，陶勇几乎都会一起讨论问题。我感觉这小伙子挺好，是一个特别能吃苦、能钻研的人。全国专门研究葡萄膜炎的医生屈指可数，你要是没有兴趣，不花精力，很难做下去。”
从专业角度，陶勇达到了国内同年龄段医生的最高水平：1980年出生，28岁北医博士毕业，35岁成为主任医师，37岁担任三甲医院科室副主任和博士生导师。此外，陶勇在学术方面也有不错的成绩。他在SCI《科学引文索引》发表的论文有98篇，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的论文有26篇，还主持着多项国内外科研基金。
2月初，陶勇病情刚稳定一些，就在病床上用右手单手打字，完成了新书《眼内液检测》的后记。陶勇及其团队研发的这项专利，通过化验眼内液来检测眼内的微生物、病毒和炎症因子，这对眼科疑难杂症的临床鉴别非常有帮助。葡萄膜炎的致病原因复杂，有病毒感染、有全身免疫疾病。通过眼内液的检查就可以区分出来，使治疗更有针对性，疗效也更明显。魏文斌认为，眼内液的检测提高了国内对葡萄膜炎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水平，对推进眼科精准诊疗具有里程碑意义。
陶勇还是北京市感染性眼病中心的主力队员，经常前往佑安医院、地坛医院这两家北京最大的传染病医院给病人做手术。对这些传染病人，有的医生可能心生恐惧，陶勇就总结了一套艾滋病相关眼病诊疗和手术流程的小册子，发给大家参考。他也有打退堂鼓的时候，毕竟这类手术既费劲又不挣钱，但最后却发现没法放弃他们，“因为这类特殊群体的病情太复杂了，医生既要有胆量又要有经验，我放弃了，他们就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人。如果真放弃他们，就觉得好像背叛了自己的理想一样。”陶勇说。
一个精力旺盛的理想主义者，学医的理想可以追溯至童年。陶勇生长在江西省南城县，那里曾是沙眼重镇。七岁时，陶勇曾目睹医生用细针从母亲的眼睛里一颗一颗挑出白色的结石，让饱受沙眼之苦的母亲缓解了疼痛。这让陶勇感到医生的工作很有价值，他在那时就有了要当一名眼科医生的想法——帮助患者解除痛苦，治别人不会治的病。
陶勇1997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他选择医学作为专业，不是要通过学医来赚钱，而是把它当作一个理想和事业。后来，“有一些学医的同学慢慢地也放弃了，但是对我们坚持下来的人来说，一直还是把它当作一个事业。”
师妹老梁形容，陶勇是一个精力旺盛的理想主义者，“他爱他的事业爱得死去活来”：一天看诊上百个病人，甚至没时间吃饭、上厕所；下午的号经常看到晚上八九点，然后就睡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手术室的排期也是从白天排到天黑——曾经，他创造了一天做86台手术的个人纪录。他常跟朋友抱怨时间不够用，恨不得一人分饰三角，一人写文章、一人做科研、一人搞临床。“但其实他比起我们已经非常高效了，无论是聚会前等人，还是在机场候机或是在高铁上，他都随身带着电脑，利用这些碎片时间写东西。”好友王越说。
同事胡小凤记得，有时眼科同事一起吃饭聊天，陶勇会问每个人，“你为什么要选择学医、选择学眼科？”大部分人可能也说不上来，有的人说家人觉得当个医生挺好的。陶勇就特别不能理解，他说你们如果不热爱这个行业，为什么还要在这待着，为什么不热爱什么就去做什么。胡小凤与陶勇在一个科室共事两年多，她对陶勇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学术方面从来不藏私，不管是手术中的某个步骤还是其他问题，从来都是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经验，不仅告诉你这个步骤该怎么做，还会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陶勇最反对死记硬背，而是要启发人去思考，他希望团队中的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爱思考的医生。
分级诊疗，老梁作为陶勇的同门师妹，走的是跟他完全不同的职业道路。博士毕业后，她在人民医院工作了一年，正好赶上耳鼻喉科室的老师被伤害，她虽没有亲历，但看到血淋淋的现场就崩溃了，然后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一整年的状态都不好。只要走进医院那种人乌泱泱的地方，她就开始血压高、手抖，后来直接辞职去了美国，待了五年才回来，现在一家私立家庭眼科诊所工作。
诊所的客户大多是中高收入群体，医患之间更像是朋友关系。从2019年2月回国到现在，工作快一年了，老梁不记得跟病人发生过任何不愉快。“我特别喜欢现在的工作，真的没有精神压力。以前在公立医院需要面对一些低收入的患者——他没有钱，我会觉得很难受。他没有钱我还要给他治病，我就要帮他省钱。省了钱，如果治不好我就更难受了。我觉得在公立医院工作对医生心理是个巨大的考验。”
在美国的经历，让老梁意识到，现在中国的三甲医院承担了家庭保健医疗的社会功能，而这一部分功能事实上应该由社区医院来完成。但是民众普遍认为社区医院的医生水平不高、缺乏经验，大家都挤到三甲医院。“而事实上应该是经过社区医院层层转诊，最后才转诊到三甲才对。我们还没有建立完善和严密的转诊机制。我在美国待了五年，要是没有什么重症，我是见不到像陶勇这种专家（specialist）的。我一般都是在家庭医生（family physician）那边看，也就是说大部分人此生只见像我这种家庭医生，除非你要动手术了，你才会见到陶勇，而现在是你有个结膜炎都可以挂陶勇的号，所以他的工作量好大。”
魏文斌也呼吁要尽可能地实行分级诊疗，简单的疾病就应该在基层解决。基层不一定非得是社区医院，也包括县医院、地区医院，可以把大部分的眼病问题解决。三甲医院应该做一些疑难眼病的研究和诊断治疗。“你配个眼镜，都要挤在三甲医院里面，那么三甲医院的医生就是应付不过来。”
陶勇和老梁也探讨过各自不同的工作环境，但从来没有要去私立医院工作的想法，他甚至还跟老梁说，你要是混不下去了，可以来朝阳医院找我。老梁笑言，陶勇以后再也不会劝我去朝阳医院找他了。老梁分析过陶勇的心态，“他觉得他热爱的那份事业是全天下独一份最好的，他不愿意像我这样把自己固定在一个小诊所，像一潭死水一样，天天见差不多的人，只给相同特点的人看病，他觉得这样没有挑战。”
家庭与未来，陶勇生长在县城，父母对陶勇这个儿子最大的期望就是健康平安。这次在陶勇被抢救、生死未卜时，他的父亲守在手术室外泪流不止，还犯了高血压，全家人都处于崩溃边缘。但随着陶勇的病情逐渐稳定，他们又很快平静下来。对家人来说，陶勇能保住命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妻子给他看网友发来的祝福视频和送来的鲜花，父亲给他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他们用这种方式鼓励陶勇挺过这一劫。
陶勇和妻子、女儿至今与岳母合住在一间60平的出租屋，他对吃穿也没有什么要求。好友王越记得有一次看到陶勇的头发剪得凹凸不平，才知道他平时只去收费15块钱的理发店。“他们一家子都是老实本分的人，平时陶勇像打了鸡血一样投入工作，他的家人也像打了鸡血一样支持他，没有任何怨言。陶勇被救过来后，他太太就一直说感谢医院的救助，把陶勇照顾得很好。”老梁跟陶家很熟，前段时间还因为疫情给他们送过菜。
手臂的康复还要很长一段时间，眼科手术需要精准到毫米级的操作，如果手恢复得不理想，陶勇可能再也无法上手术台。但他已经有了新的事业规划，毕竟自己“不是一条腿走路”，手术做不了还可以做科研、带学生。即使没有发生这次意外，他也打算把自己的临床经验和技术推广到全国各地，让更多地方的医生都能处理一些疑难眼病，因为自己个人能看诊的病人是有限的。接下来他正好有时间加速做这个事。
以下是人物周刊和陶勇的对话
人物周刊：你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还有多久能出院？
陶勇：现在主要是做手的康复，其实还挺难的，可能还要大半年的时间。有可能还得再做一次手术。
人物周刊：现在左手能动吗？
陶勇：能轻微地动，但是力量非常弱，要训练。关节也僵硬了，还要一节节掰开，挺疼的。
人物周刊：你的师友谈到你时，无一例外地感叹，为什么会是你？一个在医德医术上都无可挑剔的好人，却遭受这样的重击，你感到不公吗？
陶勇：可能大部分人第一反应会觉得受这么严重的创伤、遭这么大的打击，应该会觉得痛苦和委屈。对我自己来说，肉体肯定是经历了沉重的打击，但我告诉自己不能因为肉体的打击让精神坍塌，如果精神垮了，那才是真正的完蛋。我也会感到沮丧和悲观，但这种感受不是最强的。有一个原因是，我当大夫当得太久了，见了太多命运悲惨的人，有的孩子患有眼睛恶性肿瘤，双眼都摘除了，爸爸带着他在北京就医，坚持了十年。还有白塞氏病，病人在青壮年的时候，眼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失明了，然后摸着黑自己跑到北京来就诊，一问他为什么没有家属陪，说家人在酒店帮人洗床单，把手伸到洗衣机里给搅了。突然意外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很惨、很可怜，但转念一想，跟他们比你可能还不是最惨的。
人物周刊：如果有机会再见到崔某，你会对他说什么？
陶勇：如果有一天能再见到他，我想让他看看我背上腰椎手术留下的伤口，我想告诉他，当时我们给他做手术，包括给他省钱，对他真的是仁至义尽。我想让他知道，其实这个社会没有他想的那么黑暗。
人物周刊：去ICU探访你的亲友，都感受到你的乐观和坚强，但也有ICU的保洁阿姨看到你一个人的时候在流泪，支撑你没有垮掉的力量是什么？
陶勇：这种所谓的强大是跟我对医学的理解分不开的，它是分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研究生和本科的阶段，那个时候眼里只有疾病本身。等到我自己成为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之后，慢慢出专家门诊了，眼里更多的不完全是病，而是把这个人看作一个整体，眼睛的病也可以是因为糖尿病、高血压造成的。第三个阶段除了考虑病人个体的整体观，还要考虑到他的社会属性。因为病人是家庭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少数医生会把病人变成职业病人，你得下个月来复查，你每个月都得来看看，一些病人尤其是外地的病人就没有时间去工作、没有时间去生活，完全变成职业看病的了。但他可能还需要去赚钱，还是家里的顶梁柱。
最近一两年我渐渐意识到医学不完全是给人治病。人其实是整个环境、整个大自然、整个宇宙中的一份子。一切以人中心，导致整个环境被破坏，人还是得倒霉。所以现阶段我对医学的理解是，它不能完全以人为中心，它是一种调和的平衡，让我们身处的环境处于一种和谐的频率共振。
人物周刊：这次出事，一定对你的家人打击很大，他们是如何面对的？
陶勇：还好，他们内心也很强大。我们一家子都没有在泰山崩于前的时候垮掉。父母的表现其实很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他们会受不了这种打击，哭天抢地什么的，但其实没有。当天晚上，我爸确实血压高了，但等我病情稳定了，他们没有在我面前掉过泪。他给我讲了他小时候的故事，一个人去砍柴，镰刀误伤小腿，自己带着深可见骨的刀伤独自走了30里山路回家。他想告诉我，每个人都会经历磨难，只要站起来，迈过去就好。通过这次，我也感受到，人对人的了解，即使是朝夕相处的亲人，也永远是不全面的。父母未必就有我们想的那么脆弱，他们也是有过经历的人，会很勇敢。
人物周刊：事发当日，网上流传着一张你躺在血泊里的照片，画面里你眼神平静又绝望。当时你是清醒的吗？在想什么？是否已经预料到这次意外会影响自己今后的职业轨迹？
陶勇：根据我自己的回忆，从头到尾没有昏迷过，也没有把自己吓死了的那种阶段。因为在那种时候必须要冷静。我们上本科的时候，解剖老师就问我们，以后做手术的时候突然停电了，怎么办？那时你已经把人家的肚子打开。其实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医生，心理素质一定要足够冷静和沉着。如果在事发时，我不能够保持镇静，其实我可能也逃不掉。这是一个职业习惯。
至于会不会影响以后的工作，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想着当时怎么过这关，能让自己活下来。对医生来说，最主要的就是把握当下，你把当下这个情况按最合适的方案处理，就OK了。当时我就是尽量地保持情绪平稳，因为自己本来就失血那么多，再一慌张，血压一高就会失血更多。
人物周刊：以你的业务水平，对自己的工作环境可以有很多选择，为什么还坚守在医院？
陶勇：选择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就看你要什么，凡是选择都有利弊。对我来说，确实这些年一直坚持着一个理想，就是想当一个优秀的医生，想要治别人治不好的病、挑战疑难的眼病、开发新的技术。这就必须扎到更复杂的情况里去。许多家境困难的人不能及时得到治疗，所以病变往往被拖到晚期，也往往更严重。为什么全国各地的疑难病人要跑过来找我，医生也推荐他们过来找我，其实这也是我选择的结果，因为我能处理这些复杂的病变。如果我从很早的时候，就选择去一个条件很好的地方，一天也看不了几个病人，而且都是症状很轻微的那种，我的医术，无论内科诊断、还是外科的技术、还有科研的水平也不可能是今天这样。对我来说，我愿意这么选择，是因为我不想放弃我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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