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68岁上海退休教授也加入了“老年网红”行列。他的走红，源于撰写了一篇名为《牛蛙之殇》的文章。这篇文章文风真诚，观点犀利，作者大胆炮轰“幼升小牛蛙战争”，字字扎心。撰写此文的退休老教授更是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牛蛙外公”~
上海有个不成文的说法：小孩考上上海四大民办小学，是牛蛙，若没考上，是青蛙。为了备战“幼升小”，往往从3岁开始，就被家长打鸡血，以便赢得这场“牛蛙战争”。
一位68岁上海退休教授也加入了“老年网红”行列。他的走红，源于撰写了一篇名为《牛蛙之殇》的文章。这篇文章文风真诚，观点犀利，作者大胆炮轰“幼升小牛蛙战争”，字字扎心。撰写此文的退休老教授更是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牛蛙外公”~
来读读网红“牛蛙外公”的这篇文章——
【牛蛙之殇】
我今年68岁。
在国家级研究所为祖国的科研事业奋斗了一辈子，也倔强了一辈子，素不服老！
但刚刚，在我6岁外孙身上，全家人一场耗费3年的“牛蛙战争”，以失败告终。
现在，我觉得不止我的脸上、心上，连这些文字的样子，都长满了苔藓与皱纹。
尤其当时从医院回来，看着才6岁大的外孙，仿佛天真的眼里也长满了褶皱的血丝。
他患上了抽动症，全名叫“小儿抽动秽语综合症”，是一种慢性神经精神障碍疾病，虽不严重，却很难治愈。这次去复查，孩子没有明显好转，依然不由自主地挑眉毛、眨眼、乱蹬腿。医生说只能从心理着手，开点药便让回了。
作为家长，我们在过去的教育中，总告诉他不要乱动，要乖乖的坐好写字、看书……现在他这样的抽动，岂不是潜意识里的反抗？
大概三年前，我的爱孙还是3岁的年龄，懵懂无知，被我，还有他的父母推向了“求知若渴”，开始备考上海四大民办小学的招生考试。
是的，提前三年。
只因在上海有个不成文的说法：小孩考上上海四大民办小学，是牛蛙，若没考上，是青蛙。为了备战“幼升小”，往往从3岁开始，就被家长打鸡血，以便赢得这场“牛蛙战争”。
这四大民办小学，就像上海滩时期的四大家族，处于金字塔顶端，是所有家庭挤破头的地方。
孩子的妈妈，我女儿，公务员干了十多年。希望外孙按照著名民办小学——著名民办初中——著名公立高中——清华北大交大复旦和海外常青藤的“牛蛙”式路线成长，也是她在孩子刚3岁时，便开始了“牛蛙模式”的计划，率先狠下心来让孩子放下口里的咿咿呀呀，而步入各种培训机构开始念起ABC。
孩子爸，我女婿，中学起就在国外生活读书，算个海归。关于孩子的教育，他没有我女儿那么激进，却也不怎么太管细节。起初他对“牛蛙模式”的教育心里存疑，但也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法和说服妻子的理由，所以也不置可否默许了这种“操作”。
我本人，之前在科学院研究院担任教授，退休后唯一一件工作就是陪外孙成长。因像我们这样家庭，第三代能否成才，决定着我们这一辈或者我女婿女儿这一辈，我们所奋斗来的社会地位与资源阶层，能否得到很好的传承。很不幸，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外孙的教育问题上，我选择站在女儿这一边。
我搞了一辈子研究，做了一辈子学术，我不迷恋权贵，也不迷恋钱财，但有一点是我所始终秉持不弃的，那就是家学。
我曾做过一个社会研究：在近百个中产家庭里，往上翻三代，虽然绝大部分都是农民，但却都是比较有文化积累与文化觉醒意识的农民，唯一的区别就是底子的薄厚而已。有句土话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虽然历史中也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壮语，但不幸的是，前者是注定，后者是宿命。
比如众所周知的梁思成和林徽因，都有极其深厚的家学背景：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自不必说，林徽因的父亲曾在民国时期担任过政治部部长、北京国务院参事、司法总长等要职，还创办过学校。
就连现在很火的年轻人高晓松，都有一群搞科研、毕业清华的亲戚。
这就是社会精英阶层的传承总规律。
今年高考时，我看到北京的状元说了这样一段话：“如今中国农村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像我，属于中产阶级的孩子，而且还生在大城市，所以教育资源上享受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就决定了我能比农村孩子走很多捷径……”
我惊叹于这个学生睿智，在小小年龄就已经懂得了我用了半辈子才看穿的本质。我也恐惧与他的早熟，这种意识的萌发，预示着未来的两极分化已是大势所趋。
这就是我忍痛割爱，支持小外孙走上“牛蛙道路”的原因。我知道这样会让他丧失可爱，但我宁愿他失去可爱，变得可憎，但也不能让他长大后变的可贱。
这三年，我们整个家庭的精力都在这个小娃娃身上。我不知道他的小小脑袋能装多少东西，但他的每一天，都被我们特别是孩子她妈用各种跨年龄层的知识填满了。我女儿对孩子的每一天、每一周、每个月都设置着不同的考核，她将这叫KPI，她要求孩子记的第一个单词就是“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她说这是最行之有效的教育。
早在之前上幼儿园时，孩子他妈妈便主张让孩子去私立幼儿园，认为起码等到上小学时，孩子能有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好背景，更具竞争力。
而孩子爸的意思是希望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别给孩子太大压力，让他尽情地去学他喜欢的足球。等到初中在计较学校好坏。女儿一听就炸了，立马反驳道：“这是逃避，而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如果现在去一般的公立幼儿园和小学，小初升根本没有机会去好的学校！”
我知道她的担忧所在，因为在上海，从公立学校考上复旦这类名校的机会，基本都被垄断在几家重点高中里。而这些重点高中的名额，又基本被民办初中的孩子提前预定了。
有一天早上，外孙说他肚子痛，他妈知道这是他不想去培训班装病，便说：“那我带你去医院打针吧”，外孙立马说不疼了，快出发去上学吧。到了培训班，他妈妈走了，他给老师说肚子痛，并加了一句“老师别给我妈妈打电话，给我外公打。”
那天我带他在外面溜达了一圈，吃了冰棒，最后还带他回了班里。临走时他拉着我问：“外公，我什么时候才能玩啊？”
我说：“等你长到像外公这么大的时候。”
他天真的想象力似乎有了盼头，又问：“那到时候你就能陪我玩了？”
我笑了笑：“那时候外公就不在了。”
“那我一个人玩还有什么意思？”我没想到他会说这么一句，竟一时语塞，无言以对。
就这样，我们剥夺了外孙几乎所有本该拥有童年的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女儿在不间断的在关注上海四大名校招生政策的变化。
据说考进去越来越难，每年的录取率低到5%。而除了孩子，学校对家长的考核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比如通过父母对体重的控制来看家庭的修养，通过父母的工作背景来看孩子未来的发展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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