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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特别淘气。记得5岁的那年，我和小伙伴到游泳池去游水，当时池里没有水，我就自告奋勇钻到旁边的深井里去打开水龙头，“英雄行为”的结果是以脸在水龙头上撞了个大口子、到医院缝了7针而告终。 上学后玩得更疯。有一次，我和同学玩斗鸡——就是一只脚站立、一只脚盘起来，一群小男孩互相撞来撞去，两只脚落地或者摔倒为输。那天可能我太勇敢了，一直没输，最后伙伴们同时向我进攻，终于把我撞倒在地上，只听“咔”地一声，左手当时就骨折了。摔得这么惨，养病期间我竟然又偷偷跑到外面和小伙伴玩摔跤比赛去了，越玩越上瘾，结果又摔倒在地，本来就没痊愈的手再次骨折了…… 由于接二连三地受伤，我成了远近闻名的淘气包。 爷爷奶奶信奉“棒子底下出好人”这一古训，要求爸爸立下规矩，不听话就打。不过，爸爸并不听他们的，也没有因此就把我关在房间里，只不过比以前看得紧了些。他始终认为，小孩子淘气一点不要紧，关键是要好好引导。 不过，你要是以为我父亲真的什么也不管，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到了关键时候、该发火的时候，他的脾气吓死人。 1984年，父母从部队转业到武汉，我也转学到了武汉市红领巾小学。每天放学后，没事就到街上转，很快认识了一群10多岁的男孩子。他们无心向学，整天打台球赌钱，还抽烟。我像是一下找到了比我更淘、更能玩的偶像，不仅没觉得他们这样有什么不对，相反还觉得他们的样子很酷，偷偷地和他们玩在一起，甚至一个人躲在卫生间里尝试起抽烟的滋味来。 以前我怎么淘气父亲都会从宽处理，但是这次他一反常态地震怒了，狠狠地揍了我一顿，还带着我找到那些孩子，铁青着脸地告诉他们不准再找我玩；又找到那些孩子的家长，提醒他们要加强教育。后来听说那班人中，有两人因为赌博盗窃被劳教了。人生的路虽长，但关键的只有那么几步。如果不是父亲的及时引导教育，我的发展不会这么顺利。 为了这件事，父亲还专门跟我谈了一次话，破天荒地向我检讨：“爸爸只顾工作，没时间陪你，爸爸也有责任啊！” 从那以后，爸爸再忙也记得抽时间陪我和妹妹看看电影、听听音乐会什么的。有一次，爸爸带我看少年合唱团的演出。演员都和我年龄差不多，看到他们胸前戴着大红花，我心里痒痒的。爸爸看出了我的心事，问我：“想学唱歌吗？”我点了点头。爸爸二话没说就给我报了名。可我没多久就厌烦了，再不愿意去上课。爸爸也没劝我，只是找了个机会把我带到了他拍戏的现场。 当时拍的是一个女八路骑马追汉奸的镜头，气温足有40摄氏度，而这个镜头拍了8遍。有些人又累又热当场晕了过去，被卫生员架出去抢救，现场照样拍戏。我心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原来演员表面上看来很风光，其实也要付出艰辛的努力——看来，做事不认真是不行的。回家的路上，我主动对爸爸说：“我明天就到合唱团去，一定要坚持下去。”爸爸依然没说什么，只是欣慰地笑了。 平时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可小学考初中，我竟以0.5分之差没能考上市重点。同学聚会时，我根本抬不起头，好一段时间情绪都特别低落，甚至不想上学了。爸爸也替我惋惜，但还是鼓励我：“只要你能吸取教训，机会还是有的，哪能遇到一点挫折就退缩不前呢？”我感到很受鼓舞，那以后，玩心收敛了不少，后来初中毕业时，终于考上了重点高中。 1994年，我作为文艺特长生被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到了大学，我已过了顽皮的年龄，当然不再淘气，而当年一直被父亲小心呵护的活泼好动的天性则保留了下来。我成了学校里的活跃分子，各类活动都尽量参加，特别是演讲比赛几乎场场不落，被人戏称为“演讲专业户”。 我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四快结束时，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到学校招聘，老师才极力推荐了我。若是父亲当年对那个顽童横加打击、声色俱厉的话，我在大学里怕也不会有什么声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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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