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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文坛，某些皇帝戏是光怪陆离。例如，已被百年史界定评为残暴阴险的雍正摇身变成一代圣君，那把损人利己做到极致的朱元璋则被包装的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康熙、乾隆更像地下党员，忙于带着工作组到处发动贫苦大众打土豪，铲贪官。编导们“津津乐道皇阿玛，耿耿忠心奴才喳”----也真难为他们了，硬是把肉麻做成了有趣。 他们这是怎么啦？据在下分析，原因有四：这些编导们一则限于学术素养，对残酷加伪善的封建皇权专制史缺乏了解；二则限于理论观念，对人类社会的民主与法治趋势缺乏认识；三则限于生活底蕴，他们脑海中所储存的旧社会的政治斗争生活也就只有十七年主流文学中地下党工作组发动贫苦大众打土豪斗贪官那套生活模式；四则限于写作习惯，写人状事形而上学加八股。先分正、反面人物，再分别神化与鬼化。受这四种限制，才闹出这么个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大笑话：皇帝，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总代表总头子，居然会站在贫苦农民阶级一边来反对自已的阶级。这简直从屏幕上颠覆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这种创作浪潮令人气愤：它歪曲历史。皇帝如此可亲可敬，那么孙中山、黄兴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制还有必要吗？GCD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推翻三座大山（其中一座叫封建主义）又有什么意义？ 这种创作浪潮令人担忧：它误导未来。它不远千年地捡回封建主义的绊脚石，在我们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的路上，人为设置了磕绊。而这些绊脚石放得太多了，会令中华民族接二连三摔跟头，以至于贻误战机，走上歧途，自蹈死路。（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会被开除球藉。） 吃着人民的饭，享受着现代化进步的成果，唱了几十年的国际歌（歌词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却干着如此误国误民的事，这些所谓艺木家难道不羞愧么？ 臣民社会不足留恋。要珍惜中华民族二十世纪在民主革命上取得的伟大进步。吸取文革教训，不要退化中国，不要再折腾中华民族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面对臣民社会的诱惑，公民可以说不。 怎么说？就从三个方面说说吧。 君主与功臣 在封建社会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便是开国君臣的关系往往不得善终。说白了便是“敌国破，功臣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史书上像越王勾践那样“可与之共忧患，不可与之共富贵”的故事比比皆是。宋太祖对待功臣的手段算是温和的了，一般读者都知道他“杯酒释兵权”，赏赐给功臣们许多田产奴婢，让大家解甲归田，回家当富家翁去了。其实此事还有后文，宋太祖后来又心疼了，觉得现在已经家天下了，何必再讨好过时之人呢，于是设计：再次大宴功臣，把这些老战友们灌得酩酊大醉。等到老战友们的子弟们前来接老战友时，便对那些子弟们宣称，他们的老人们刚刚在皇帝面前表过态，要为朝廷捐献家产。这样，待老战友们回到家酒醒之后，听子弟们传达了圣旨，也弄糊涂了，记不清自己在醉中表过那样的态没有。问题是谁也不敢说皇帝听错了，只好乖乖交出部份家产。 明太祖做事就不兜圈子了。大局底定，他便株杀功臣，元勋宿将几乎被斩杀殆尽。仅大将蓝玉、宰相胡惟庸两案就诛杀约七万人。李善长、刘基、徐达是大明三大开国功臣，被朱元璋比之为汉初开国三杰萧何、张良、韩信。可这三大功臣都无一幸免。李善长是朱的同乡，朱策封功臣时，李善长名列第一，并成为开国第一位首相，且是朱的儿女亲家。但朱不但逼他退职，且在十几年后又将这位已七十七岁的老战友满门抄斩。李善长临刑，手捧朱在开国之初赐给他的免死牌悲愤地高呼“免死免死，谋逆谋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刘基，字伯温，这是一个在民间传说中有着类似诸葛亮那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一位大学者，文采武略都很出众。但在退居家园后仍为所害。徐达，被视为朱的韩信，论功论才确实可比韩信，但就他与朱的关系而言却又亲近的多。他不像韩信那样中途入伙，他是朱的童年伙伴，小时一块放牛，游戏，又与朱一起投身参军，是情同手足的异性兄弟。他战功卓绝，品德高尚，在需要他卖命之时，朱热情赞扬他：“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但他后来也难逃一死。所以民间传说“朱元璋炮炸功臣楼”：朱元璋设宴，把全部功臣们请来欢聚一堂，却在楼下埋进炸药，一声令下，灰飞烟灭。 开国君主中，与朱元璋一样流氓无赖的还有一个刘邦。刘邦手下有两个名为“信”的大臣，都对刘邦的上台起了关键作用。一个是韩信：指挥大军以弱胜强，取得了军事胜利。另一个是纪信：刘邦兵败被围，项羽勒令刘邦出降，在这危急时刻，纪信自告奋勇假扮刘邦出城见项羽，为刘邦乘机出逃创造了条件，而纪信因之被烧死。韩信则后来被刘邦所害，惨死于未央宫，三族尽数遭戳。这两个“信”的命运殊途同归，引发后人的感概良多，有诗曰“汉将假帝作真帝，齐将真王作假王，大抵纪韩皆是信，不知谁短又谁长”。其实，谁都不长，不是死于打天下时的卖命生涯，就是死于打下天下后的兔死狗烹。 杀功臣的原因应该很多，有条原因重要到要命的地步：功臣一般都有杰出文韬武略(打天下时不可能单靠谄媚而得军功的)。但当天下已得后，在皇帝心目中，这些功臣的文韬武略便转化成为对帝位尤其对储君的潜在威胁。史载：太子朱标劝朱元璋“陛下杀戳太过，恐伤天和”。朱元璋便有意取来一枝长满尖剌的荆杖，让朱标去拿。朱标见荆杖上长满剌，感到很为难。朱元璋便取剑把杖上尖剌全削光后，交给朱标，并解释说：我杀光这些厉害人物，是为了交给你一个好掌管的江山啊！这才是朱元璋的真心话。什么“谋逆”云云，都是借口。根本动机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让天下人负我”----确保自已的家天下无限安全。明白了吧，“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功臣的军政才干，以前是帝王登基的阶梯以后是帝王起了杀心的诱因。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还可借鉴现代市场规律来比对古代杀功臣规律：天下争雄时，诸侯争人才，好比诸商家争夺顾客一样。你可以想象，如若顾客们一心一意全站在某一商家一边，挤垮另几家，剩下这一商家垄断了市场，那么这一商家不扭过头来狠狠敲顾客的竹杠才怪。作为顾客根本利益所在，便是：决不能让哪一家商家形成垄断（不管该商家在竞争阶段时是多么真心实意地在为顾客服务）。同理，作为功臣，当他们辅佐某一君主夺取天下垄断权之时，那就是在为自己挖坟墓（他们该慢慢挖，悠着点）。 这一比就看出奥妙了：市场竞争中商家之求顾客是永远的。而皇权竞争上则是“一锤子买卖”。天下未定时是君主求功臣，但这是暂时的，一旦君主垄断了天下，那就“蠃者通吃”，轮到功臣求君主了。人性中如有“忘恩负义”的劣点，在未上台前，受环境制约，不敢发作，但若得到了皇权(不受制约的权力——绝对权力)，那么，“忘恩负义”劣点便可以肆无忌惮了。此时，单凭良心自律来控制它不发作，很难，很难。 这几乎成了惯例：君主在夺得天下之前，表现得比一般人更高尚，“谦恭未篡时”待人极好。例如勾践可尝他人粪便，秦王政可向谋士长跪不起请求指导，王莽执法不阿甚至处死亲子，杨广艰苦朴素自奉甚俭，朱元璋敢与降将数十人同眠一室坦然不疑，雍正礼贤下士虚心结纳众臣，但坐上龙椅后，即转变得比一般人更凶狠寡恩。 其中，最出彩的“变脸”当属朱皇帝了。其屠戮功臣的手段之残暴、株连之广泛，可称古代史中之最。这有他个人独特原因－－他是历代开国之君中出身最苦的（当过乞丐、和尚）。用行为科学分析，一个人青少年时期遭到来自周遭环境的残酷打击和歧视，心灵上伤巨痛深，长大后往往趋于两个极端：一种是因感同身受而更易同情弱小，与人为善，如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冉阿让。另一种则如朱元璋，心灵深处埋下了对社会上一切人（除了骨肉至亲）的蔑视和仇恨（行为科学上称之为“反社会心态”）。不得志时与人虚与委蛇，一旦得势，那报复心就发泄得痛快淋漓。折腾臣民、收拾臣民，玩弄臣民于股掌之中，会使他在忆苦思甜中获得快意恩仇的愉悦，而最大的愉悦则来自折腾收拾玩弄功臣。不必诧异，这道理是，上台前他对人好，不是“人本善良”，而是为当人上人而吃苦中苦的“以屈求伸”。须知道，当年为收买民心以为已用，他可没少委屈自已。在对待功臣上尤其克已（此谓之“忍辱负重”）。那么，当初压抑的有多深多重，得势后的反弹就多猛多狠。众所周知，朱元璋受压抑乃是开国君主中最深重的。 如此这般，功臣便钻进两难的怪圈了。打天下时若不尽心尽力，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如若尽心尽力，那么功成之日，可能就是身死之时。怎么办?这个怪圈，在封建皇权社会里是个解不开的死扣。功臣们只有赌运气了。运气好，跟上唐太宗----“从龙”功成便可跻身“食利者阶层”。运气一般，跟上宋太祖----“从龙”功成至少全身而退。撞了霉运，跟上明太祖----“从龙”功成之后让“龙”给吞了。且慢，你瞧这唐、宋、明三代，功臣的运气可是越来越坏了。难为功臣呵! 题外话： 换个角度看，勾践、朱元璋们也是够厉害的角色。他们得势前，能吃得了苦，克得了己，哄得了人，让人才们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命当炮灰，他们得势后，又能变得了脸，狠得了心，下得了手，让人才们窝窝囊囊地束手待死。因此，他俩绝对是历代弄权者及其追星族内心艳羡不已的大英雄。不管怎么说，勾践与朱元璋最成功地实施了历史上最大的忘恩负义行为工程，你不服气还真不行。 ２１世纪的老百姓无缘目睹勾践朱元璋那和蔼人脸化为狰狞龙颜的演出，但人在社会，可能有个打工问题，提个小建议，如果发现有人敬佩朱元璋与勾践，那么就要小心了，别成为他的战友或部下，如果已经是了，别为他卖命——甭管他现在对你是如何仗义如何诚恳如何哥们。 君主与廉臣 廉臣即清官。 老百姓当然希望清官多多益善。不过老百姓作不得数，掌控天下毕竟是皇帝，所以臣廉不廉、廉多廉少最终由皇权决定。 那么皇帝喜不喜欢臣廉呢？一部二十四史提供了互相矛盾的信息。 查诸史书，历朝历代皇帝都颁布过要澄清吏治，严惩贪臣的诏书。连历史上非常腐败的西太后那拉氏，也还鼓励大臣们要“公忠体国”，“廉洁奉公”。这原因说穿了极简单：封建社会中的国库乃至于全部社会财富的产权是明晰的——“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家天下，国库即他的私产，人民即他的奴婢，官吏即他用以管控奴婢的监工。所以，倘若官吏贪污，那等于在偷皇帝的私房钱。这么看来，历代皇帝应该是反对贪臣而喜欢廉臣的。 可有些史料却在说不：秦统一六国时，大将王翦率六十万大军出征前，放下老脸，屡屡向秦王政索要田产奴婢，表现了一幅贪婪嘴脸。汉初，萧何为相，听说刘邦有点猜忌他，赶快指使手下去搜刮民财，抢夺民田。王翦、萧何算得上良将良相了，他们这么做，肯定是预计到这类举措能让皇上满意——事实证明果然如此。南北朝时，梁武帝担心他的一个兄弟在府内屯积兵器预谋造反，亲自带兵前往搜查，结果发现那府中屯积如山的不过是他兄弟搜括来的金银财宝，这下放了心，而且很高兴地说：兄弟你置得好大的家业啊。这么又考证出：皇帝并不讨厌贪臣。关于这一点，清代最大的贪臣和坤得到素称英明的乾隆帝之最大宠爱也可作佐证。 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本质上是一个规律。 官吏与草民各有分工。草民们存在的惟一价值，便是为皇帝的享受提供尽量多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全国人民是为皇室效力的各行各业的服务员，官吏则是皇帝用以管控草民的监工。监工必须拥有一定权力（否则就无法工作），这是他们与草民的根本区别（草民不存在任何政治权力）。这样的社会结构，使得监工（官吏）比草民更有条件接近甚至接管最高权力。 因此，对监工（官吏）而言，皇帝最担心的是他们的不忠——谋反等于抢劫皇帝的整个家产（天下），其次才讨厌他们的不能〔无能之辈不能帮皇帝抢保家产，用处不大〕，最后才是讨厌他们的不廉——贪污不过是偷窃皇帝的一点儿家产，即便贪到和坤那地步，历史已证明那并不妨碍国家所有权还是皇帝的。 所以，为了保住整个家产（天下），皇帝必须要优待监工，有时明知他们贪污，还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更信任他们了。想法是：满足于小偷小摸地弄点小钱的人，一般不会再去冒险犯难造反当强盗了。皇帝自我安慰：就让监工们贪污点东西吧，那点小小损失就不去计较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只要维持住他们的忠心，完全可以依靠他们进一步压榨草民，再多的财富都榨出来了。这是为人君者“择祸莫若轻、择利莫若重”的聪明之处。王翦、萧何善伺上意，自然明白其中关节。封建社会俗话：“大丈夫要权，小丈夫要钱。”王翦、萧何就故意把自己打扮成只想要钱的小丈夫，让皇上放心，自已对权力没兴趣。 因此，皇上考查臣子时首重“大节”（忠不忠），其次重“中节”〔能不能〕，后重“小节”（廉不廉）。故封建律法里把“谋逆”定为首要大罪置于“贪污”罪之上，而“贪污”往往是打击政敌的旗号而政治斗争才是真实动机。例如，嘉庆帝必欲扳倒和坤，不是因为和坤贪污（和坤贪赃之多是先被扳倒尔后才被发现的），而是因为那家伙政治上没站过来。 朱元璋惩贪臣较为严厉是有原因的，他厉行多次大屠杀清洗了所有可能不忠的臣子，在确保了他的大的家产（天下）不致于被臣子抢劫后，就有了余力进一步禁止他的小的家产不被臣子们偷窃。据史载，他杀掉的贪臣也有几万，仅次于逆臣，其手段，甚至残酷到活剥人皮。 于是乎有人欢呼--------终于找到了反腐反贪的历史典范人物了。 且慢嚷嚷。朱元璋的政治举措，解决腐败问题当时既不成功〔朱元璋本人叹息道：为何贪官杀了这么多却还有那么多呢？为什么杀不胜杀呢？〕，事后引发的后果更为严重：事实上，有明一代恰恰是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皇帝非昏庸即残暴，臣子们非酷吏即贪官，清官如海瑞等人属于凤毛麟角，而且屡遭打击，所以海瑞骂皇帝所以海瑞罢官。 为什么？ 根本原因有二： 原因一，皇权专制国家的立国之本就是“贪污”－－以一人贪尽天下人的财产。皇帝就是最大的贪污犯——用暴力把人世间所有产权据为已有的窃国大盗。老子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老子所处的春秋时期，侯即是一国国君）。清初学者唐甄指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明未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分析：皇权社会的根本构架是“以天下奉一人”，君主“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已，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黄宗羲一语道破天机，最讨厌臣民自私自利的是封建君主。因为君主只许自已一个人自私自利。千古绝计便是把他的个人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所谓“朕即国家”），在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下剥夺小民百姓本就少得可怜的个人利益，以只手捞尽天下财富。 故，皇帝反贪官的本质，犹如地主反对管家贪污。地主需要通过管家控制盘剥长工们，榨取尽量多的剩余价值。倘若管家中饱私囊，那是把该全部上交的利润中间截流了。故，地主不许管家贪污，并不是为了长工少受剥削。这么一比方，就明白了：皇帝惩罚贪官，并非为了百姓少受剥削，也不等于百姓受益。清代民谚“和坤跌倒，嘉庆吃饱”，并没有说百姓吃饱。 关键就在这儿：大贪反小贪，道义力量先天缺失。比如你皇帝可以广选天下美女以充后宫，坐拥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三万佳丽（史载最高纪录达十几万）。那当臣僚的去“王老虎抢亲”弄几个民女又有什么可内疚的呢。即以朱元璋本人为例，其奢侈腐败非常惊人，例如，他死前二十年就开始为自己大筑陵园(明孝陵)，1398年他入葬后，又继续修建附属工程。整个明孝陵工程历时了三十二年，耗银一百万两，动用人工两百万人。（朱元璋反贪为何那么积极？喏，这就是原因。小贪只顾往自己口袋扒，大贪一边往自己口袋扒一边阻止别人往他们口袋扒----他有能力独吞）。 不是说“身教重于言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嘛。朱皇帝本人穷奢极欲，却要求臣廉，那是水里捞月亮，其可得乎？ 原因二，依现代政治学说分析，朱元璋那种靠无限强化皇权政治来解决反贪问题，不仅是上文说的“水中捞月”，甚至是下文说的“饮鸠止渴”。 我们知道这个政治学原理：权力可能导致腐败，而绝对的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最有典型性的是皇权）则绝对会腐败。朱元璋立国后，清洗功臣、封子弟为王、废止相权、大兴文字狱、以八股文禁锢思想，施行厂卫特务恐怖……这样，专制皇权不仅在行政领域形成了绝对垄断，忠君思想更在思想领域形成了绝对垄断，这两个绝对垄断造成“政教合一”，使皇权达到有史以来空前的巩固，以至于曾在汉唐时代威胁过皇权的外戚、宦官、大臣、藩镇擅权逼宫现象在明清再也未能成气候。如果说汉唐时代君主倘过分昏庸荒则会招来逼宫夺位之灾，那么在明清时代就没多大危险了。只要你已登上帝位，那么无论怎么残暴荒昏庸都不会丢位。（例如明正德皇帝的荒已到荒唐地步，明万历皇帝十几年躲在深宫玩的昏天黑地十年不见臣工）。这样的后果是：使君主的荒腐败有了更合适的温床。所以明朝历代皇帝，腐败程度创了历史新高，不仅没有出现过隋文帝、唐太宗那样较能克已较为勤俭的统治者，而且连宋太祖宋太宗那样一般奢侈的都没有，均是穷奢极欲之辈。 据史载，根据朱元璋创下的规矩，明宗室完全由朝廷供养，“禄以终生，丧葬予费”，一包到底。所以近亲宗室竞相生育，一位郡王创造了１００个儿子长大袭封的记录。朱元璋上台后２００年间，明宗室已近３万人。这些食利者们不满足于寄生国库，还往往盘剥民间，欺男霸女，吸取民脂民膏不知凡已。 所以又一个关键是，由于朱元璋进一步提升了皇权专制**程度，为其子孙的腐败创造了比前朝更合适的温床条件，而皇室的腐败又必然带动吏治腐败。故有明一代社会统治阶层的进一步腐朽，朱元璋的政治举措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的。 题外话： 现代公民社会以民为本的反贪，与封建皇权社会以君为本的反贪，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把朱元璋引为同志，那是错把今夕当往年了。 君主与忠臣 古代封建皇权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三纲五常，核心是忠孝节义，最核心是“忠”。 “忠”即忠君，整个封建意识文化是围绕“忠君思想”构建的。 三千年来，忠君思想的极端化与君主专制的极端化互为促进，有一个发展过程。比如： 远古传说，帝尧想让帝位给贤人许由，许由认为此事对他是个玷污，马上到河边用水洗耳朵。是否真人真事且不论，这样的传说证明了君位在当时并非像后人看得那样神圣。 古诗文表达当时百姓对君主的看法是“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不承认天然忠君说。例如夏桀极残暴压迫压榨百姓，且自比太阳，百姓们就愤怒诅咒他“时日曷丧，吾及汝偕亡”。 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齐国大政治家管仲有个历史“污点”：他本是公子纠的随臣，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君位失败。公子小白上台后不念前嫌，重用管仲为相。管仲先没有为公子纠陪死，后又竭力辅佐公子小白，终于强盛了齐国。孔子并未责备管仲不忠，反而赞颂他：“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后来忠君思想压倒了一切，孔孟的这类话便被打入冷宫，被主流舆论封杀)。 战国时有个勇士豫让，奉行一种信念叫“国士论”——君主倘若把我当国士看待，我便要贡献出国士的大作用来报答君主。君主若把我当成平常人一样对待，我就只贡献出平常人那样的小作用。这样的观点后来形成为一种交换条件：“君待臣以礼，臣待君以忠”。 到封建社会中后期，君臣关系不讲交换了，讲一面倒——臣对君要无条件地忠，无条件地奉献一切。而君则不需对臣承担任何义务。“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不臣”。 明代异端思想家李贽对忠君思想提出异议，他认为“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养民也”。从这种民本主义思想出发，他称赞那三国时劝刘禅开城投降曹魏的谯周和五代时的冯道。他不把对一姓一主的的忠诚放在百姓利益之上，不赞成为一家一姓争天下而让广大小民做炮灰。但他的声音被残酷镇压下去了，因为此时，忠君思想已形成为社会舆论的中流。 此时的社会共识是：君臣名份既定，做臣子的便只有竭尽鲜血和生命的义务了。臣民磕见皇帝，诚惶诚恐，感恩戴德，幸福地痛哭流涕。即使皇帝昏庸残暴，倒行逆施，臣子也无权叛变。而“君叫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可比对孟子当年的话“君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为仇寇”）。 《鹿鼎记》中目不识丁的市井小混混韦小宝面对皇帝，可以一口气背出许多忠的信条，如“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等等，可见忠君观念历经数千年浸润，己经深入人心了。 不过，相对小民而言，由于文武官僚是最直接依附皇权并赖以为生的社会阶层。故，他们最需要具备忠君思想（忠君思想是精神上的人身依附）。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武死战，文死谏”，这是当时社会环境对他们的“职业道德”规范。所以古代史上，“忠臣”辈出。 最典型的人物是五代时的冯道与明初的建文帝诸忠臣。 冯道是五代时一个大臣。该人物特色是在战乱频乃中，居然能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十二个君主而成为不倒翁。皇帝换了好几茬，他总能及时率领众文官离开旧主子去拜迎新主子。而无论谁当皇帝，他都绝无野心，安安心心工作。似乎哪一代皇帝都还需要这样的人来维持朝政运作。我想倘若老外们知道这个史实，说不定会惊呼，原来西方现代的公务员制早在中国古代就有萌芽了——西方ZF公务员阶层不随总统及执政党的进退为进退。不过冯道的行径显然不太适合中国国情。所以他的名声在史书上很难听，因为他太不忠臣了。 与之相反的典型人物是明初建文帝诸忠臣，如铁弦——建文帝的兵部尚书，他坚决抗击起兵夺权的燕王朱棣，后兵败，不屈而死，全家被戳。而另一个文臣方孝儒，则因坚决不降而被明成祖朱棣灭十族。但他俩在史书上口碑甚佳，被认为是忠臣。 作为现代人，很为当年那些臣子们难受。作为臣子，他们如投降，则生前身后被泼上“不忠”的污名。他们如不投降，则家破人亡，下场极惨（史载，明成祖朱棣残暴有其父风，他对建文诸忠臣，是剥皮，下油锅。把诸忠臣的妻女下到教坊司当官，实行残酷的“转营”——即在军营间传送，一个女子一日要受二十余条汉子的。情况还要经常呈报皇帝，有被摧残至死的，朱棣就下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铁弦之女沦为娼后，人们并未因其为忠臣之后而尊重其贞节，反而抢着来——一下部长大人的千金小姐似乎很光彩）。结论：皇帝（胜利者朱棣与失败者建文）都是应该被忠于的主子。而臣子怎么做都没活路－不是在精神上死亡就是在肉体上死亡。真是忠臣难为啊。 至于冯道。请当代人给他上上课吧：“先帝”垮台，他该“从一而终”吗？ 别人怎么讲我不得而知。我会告诉他：“走你的路，让人家去说吧”。五代时“主公”们争皇位，干生产力发展甚事？干社会历史发展甚事？干黎民百姓甚事？就生产力发展而言------“一将功成万骨枯”，相当多的社会财富和人口成了炮灰。就社会历史发展而言------少数奴仆蹦上台，“奴才做了主子，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老主子更甚”（鲁迅语）。烧饼翻了个面，还是烧饼。就黎民百姓而言------赶走饱虎，来了饿狼，“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如此看来，这样的“忠臣”，不当也罢。 题外话： 直到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带来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孙中山黄兴等发起了辛亥革命，《新青年》请来了德先生赛先生，这忠君思想才算滚进历史垃圾堆了。我怀着“幸灾乐祸”的心理，想起了窃国大盗袁世凯称帝不成，反因喝了“二陈汤”〔陈树藩陈宦汤芗铭〕被气死的故事。回想当年护国战争胜利，固然是由于蔡锷先生等民主革命先驱们洒热血抛头颅勇于牺牲，却也还得益于当时辛亥革命不久，封建忠君思想一时式微，造成北洋军阀官兵们对袁皇帝离心离德所致。倘若当时忠君思想相当于明代程度，以北洋军力之强大，恐怕这袁“洪宪”就是第二个成功的朱“洪武”了。 当然，几千年形成的忠君思想要百年内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时至今日，不也有一些作家在历史垃圾堆里又翻检出这烂玩艺吗。 相信若干代后，民主法治的现代化社会最终建立!那时的人们眼里，忠君思想简直荒谬到不可理喻：大家都是人，人生而平等，既然人格平等，凭什么要一个主体去无条件效忠另一个主体。人可以穷困，不可以失去人格啊！ （人们应该忠于祖国，忠于理想，因为他们层次高于个人。人们应该忠于友谊，忠于职守，因为这是对等的契约信义----这一点就另文发挥吧）。 结束语 古代史上，皇帝出于私利，首需忠臣，次需功〔能〕臣，最后需廉臣。 如今，“忠”“功”“廉”仍是褒义词，但与以往的“忠”“功”“廉”有本质不同，因为效力对象变了，是为了当代人民。前者为“君本”，后者为“民本”。对逝去的封建君主我们没有那个义务。 不过，当代某些文人，是受领了这种义务的－这么卖力地赞颂着皇恩浩荡，而又不领皇上的分文俸禄。这不是既“忠”且“功”又“廉”么。 鲁迅先生说过：“自已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已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有友劝敝人，人各有志嘛。我们愿当公民，有人愿当臣民，那就让他们去自讨苦吃吧。猛一听，倒也有理，再一想，不对啊，倘若这干人能乘上科幻作品中那种时空穿梭机，去古代投靠皇帝，那么他们无论被封为大内侍卫总管还是被赐予“属镂剑”（就是吴王夫差赐死伍子胥越王勾践赐死文种的那把剑），无论他们伴着“龙体”睡觉还是在冷宫睡觉，都与我们不相干。问题是他们毕竟离不开当代，祸害的也就是当代社会----盖因鼓吹“臣民意识”的人是在扯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后腿，是在挖民主法治的墙角。著名杂文家吴稼祥说“做奴仆时越自甘卑贼，做主子时就越追求残暴。追求权力时不要自已的人格尊严，享受权力时也不会尊重别人的人格尊严。拒绝残暴的主子，先要拒绝卑贱的奴仆”。----（《把海倒进杯子》知识出版社）。不要说他们是想“自讨苦吃”吧，他们讨来的苦，是让我们大家吃的。 我又发奇想：一个民族思想素质的高低，与人们的民主法治观念是否健全有关。建议社科研究机构搞一次无记名问卷测试：“如有机会选择，你愿做封建社会的大臣，还是愿做民主社会的公民？”估计有两种“择业观念”。前者是：宁当大臣不当公民，大臣尽管在皇帝面前是奴才，但在草民面前是老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值。后者是：宁当公民不当大臣，哪怕位极人臣，仍然是个奴才，人格是不完整的。至于当其他人的老爷则是不道德的。公民（哪怕是个普通工人、小商贩、乡村教师…）拥有完全的人格，是国家的主人之一。我想，只有绝大多数人的答案都填写了后者，中华民族才算领取了现代化民主法治社会的准入证。 作者撰写本文的意图，无非是想让后者答案多几张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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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