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国度中开这样一个代表人民的大会，即便打着的是“民主”的旗号，所做之事，不过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民主暴力罢了。 今日十七大闭幕，温家宝总理在其谢幕答记者问上说道，倘若中国体制改革失败的话，或将导致又一次文革的爆发。虽说耸人听闻，亦非全部可信。人之将去，其言亦善。十年任期中，虽然绝大多数时间都是扮演救火的角色，他依然有着令人尊敬的一系列举措。 他所说的改革是什么？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是民主进程，甚至于逆天而行的党政分离。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既抛弃了自己的固有传统又没有完全接受到西方先前的政治文明精髓的畸形国度，改革究竟是否可以取得成效？ 两 会之中，关于“异地高考”和“刑讼法修正”这两大不知是进步还是倒退的提案被炒得沸沸扬扬。由于修正案引起最大争议的第七十三条最终没有通过，故今日暂且不谈。今天的所讨论的重点，便是异地高考是否应该可行。 以一个非发达地区的中国人的角度，我自然是希望中国能够逐渐地消除由非主观因素带来的不平等从而迎来相对意义上的公平。我们同时也希望能够无条件地享受到诸如北上港的优质资源，就像美国人所做的那样。从中国特色民主的角度来说，想要通过自是再容易不过了。因为这的确代表了除上述三地之外所有人的意愿。照道理我应该举双手赞成才对。 但是，在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时候，我首先是一个上海人。上海之于上海人，就像母亲之于儿子，除了在文革那个伦理崩坏的年代，你能想象一个受过基本教育的人，为了自己所谓的兄弟而去损害母亲的利益么？ 当然是不可能的！我想这不应该是我的眼光特别狭隘所造成的，而是基于国人的传统而提出这样的观点的。自古以来，国人便是以籍贯来拉帮结派的。这也大抵是为什么曾有规定说乡人不能为官，便是防止那一层利益的勾连。然而，即便是有这样的规定，仍然无法规避朝野中不同籍贯又不师出同门之人的泾渭分明。大到清朝满汉间的隔阂、元朝的人分四等，小到诸如“东林党”、“江浙派”的层出不穷。这是没有办法之事。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血缘社会，同宗同脉，总是给人以同心同德之感。时至今日仍是如此，至今用人单位总是唯出身论，而从属一师也能增进感情。这样，虽然社会仍套以法治的名义，却仍旧行驶着古老中国的治世之道。其次，人往高处走是自古以来便有的人之常情，先前上海户籍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户籍制度也是划分派系的一个延伸）尚未开放之时便已有许多外来人口想方设法地挤进上海分一杯羹，如今假使异地高考制度真能成真的话，可以预见的是上海将有更多的外来人口，这时，你们想将原来的上海人置于何地？如果将民主断章取义的话，一定会出现柳传志关于民主暴力的论断，通过这个提案是毫无问题的，这样的话即便是外来人口，只要在上海参加高考报名也便能享受到了上海人的待遇。如此一来，让上海本地人的教育该何去何从？政策制定者有没有想过，你们有什么权利为了消除所谓的不平等，而去损害另外一群与不公平产生无关之人啊？这样与强奸又有何差别？！ 一个地区的发展，自由的按照合适它的模式来发展，并非只是政策上的宽松那么简单，保存一个地方的文化和相对的独立性也同样重要。近十年以来，关于上海的终于几乎可以写出一本关于怪现状的集合来。上海人难以在上海市中心安家，上海街道之上几乎看不见几个上海人，上海人在上海居然不被允许说上海人，甚至于要禁止我们的孩子们学习我们的母语——沪语。我们不止一次的发出上海已死的感慨。现在看起来，我觉得上海在与不在的差别，不过是多一个提款机或者少一个集散地罢了。 看完了我上面的论述之后，假使是一名外省市来的先生或者小姐，必定想提起笔来骂我一顿，说我只懂得保护上海人的利益，而忽略了他们的利益，甚而至于揍我一顿方才甘心。我想他们一定是误会我的本意了。因为我并不反对现在上海高校本地人与外地生三七开的招生政策，作为上海人，我们的城市同样有海纳百川的精神，接纳每一位有足够实力的同学们在上海进行深造。我也十分信奉“树挪死，人挪活”之类关于人口流动有好处的论断。但是，我想他们有一点忽略了，既然在他们的家乡可以树立起抵制外地人，尤其是上海人的堡垒，为何唯独不允许我们留一点点的气力去尽量为本地生树立一堵气墙呢？从某种程度来说，我甚至不是很喜欢户籍制度的开放，因为这既违背了本国人的固有传统，同时也给其他欠发达省市人才的流失埋下了隐患。不过既然已经开放了一扇门，最后的城墙总是不能被打破吧？难道大家一定要看到上海人四处漂泊才肯甘心？ 中午上网，看到人们针对俞正声不知真假的提议骂声一片。我对此人素无好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背景。作为一个市的市委书记，虽然不是本地人，但至少为官一方总是应该造福一方吧？可惜的是，他的所作所为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那便是“令人发指”。此提案实现与否犹未可知，不过既然尚未成真，何不发挥自己纸上的“权力”，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来拖延这件事呢？我只想说，异地高考一定是一个趋势，但决计不会是现在，因为这并不是根本的问题。退一万步来讲，即便高考实现了真正的普世公平，我们之中的大部分又有什么能力去阻止“X二代”的子承父业？ 行笔至此时已接近截稿，我早已作好了接受骂声一片的思想准备。同时我也并不指望有谁会站出来明确表示同意我这样一个无聊上海人的观点。我虽可能被孤立，明知寡不敌众，自单枪匹马，提笔迎战，直至战死沙场亦决不妥协。这样做的意义，不过是为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发一声最后的哀鸣，亦是上海小市民为自己的母亲和我的小辈们的利益，发生一声虚弱的呐喊罢了。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即是愚蠢，亦是幸运。 每次两 会，都会有代表提出，取消了现行的高考户籍制度。他们的理由也很浅显，无非就是宣称：像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集中了较多大学。同时，北京、上海的大学每年都把大部分的招生名额分配给本地生。这样，北京、上海的学生相对就占用较多，现今已经紧缺的教育资源，是对其他省市地区学生的不公平。这个理由很具有说服力，但这样一个理由本身是就非常的不合理。 说起来也很简单，作为一个在北京或上海，长大的孩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会，而且是完全有理由继续在北京，或者上海的生存下去。但是，要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生存下去，其本身，已经比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生存要难上许多。简单计算下北京、上海的生活成本，或者直接看北京、上海的房价就可以得出以上的事实。所以，在北京、上海的孩子，他们一出生，就注定了，将来会面临更激烈的生存竞争。也就是说，在北京，或者上海出生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因此，那些提出取消了高考的户籍制度的委员们，是出于何种考虑，而要求那些给不在同一起跑线的孩子们设立一个完全相同的终点线——完全没有户籍限制的高考？所以，很明显要设立一个完全“取消户籍限制的高考”是缺乏合理性的。 其次，相较之下，北京、上海的本地学生们努力学习是，为了能在自己出生并成长的地方生存下去。而其他省市的学生们要进入北京、上海这个的城市学习，更多是为了改善现有的生活。所以，从基本常识上，无论怎么看还是生存优先于改善生活吧。如果有人想反驳并表示，在北京，上海无法生存的人，就应该去二，三线城市谋出路。可你们是否曾想过，要这样被迫的背井离乡离开自己生长的答复，不又一次反映了在北京，或者上海孩子的从出生那一刻就被烙上的不公平吗？而且再一次证明了，“取消户籍限制的高考”是缺乏合理性，并欠缺公平。 换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提问：“像大学这样的高等教育，是做什么用的？”宏观上，它无非就是为社会培养人才。而那些从大学毕业的人，就是他们母校所认可的人才。那么我们可以再问，“什么样的人能机会成为这样的人才呢？”以为个人的例子看，连我这样在上海没考进大学的人，都拿到了阿德雷德大学毕业证。正说明了，在上海那些许许多多没有机会进入大学的深造人之中，大多都存在有得到大学认可的能力。只是，在当前这样的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形下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既然连北京，上海的本地学生很多都在有能力再大学的毕业情况下，没有办法享受在大学深造的机会，那何必又要分出更多其他的份额给其他地区的孩子们呢？毕竟大家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有能力让大学认可的你为人才。无论，外省市的学生觉得自己的分有多高，这一结论很难被撼动。所以，要求“取消户籍限制的高考”在宏观面也无法体现合理与公正。 当了，北京，上海的大学并不是完全不寻觅其他省市的学生。因为大学除了培养人才的工作之外，它还造就精英工作，而所谓的精英应该是万中无一，顶尖中的顶尖（the top of the tops）。所以，这些大学分出少量的名额去其他省市寻觅那些万众无一的天才。而把大量的门额留在的当地，这样的安排是真正是合情合理的。 再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完全没有户籍制度的情况下选拔人才，更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就对社会而言，本地生和外地生在做对社会的作用说相当的，甚至完全一样。因为拿着一样的文凭。但是，外地学生因为要离开家乡并独自生活，那么生活及学习成本会相应提高，其实，不用证明，大家都可以能明白，正常情况下，一个本地生大学四年的费用，不会高于一个外来学生在大学四年的费用。所以，对于社会而言，多培养一个外省市高中毕业学生，就注定了要承担相对要消耗更多社会资源，其中包括，更高的经济成本和少量的教育资源，而最终他们两者（本地生与外地生，拿着一样的文凭）对社会的贡献的基本是一样的。所以，要求解除户籍制度，反而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也是对于已经困乏的教育资源的无情消耗，并引起不合理与不公平。 总之，我们可以发现那所谓“要在没有户籍制度下的公平高考”的观点，本身就是一个不合理与不公平的产物，而这种观点如果执行也将造成更多不合理与不公平。所以，也可以看出现行的高考制度却更能体现“合理”与“公平”。(转载) | 
雷达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