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近日建议，仿照“经济特区”的做法，由中央确定
“国家教育特区”，赋予一系列权利和优惠政策，允许这些区域在全国推进的教育体制改革的试验中先行先试。此前，在深圳教育改革和发展中，早就有建设“教育特区”的提议。也在地方，高等教育现在2600多所，教育部门占110多所，2000多所都在地方。“如果各地都把各自的办好了，严格来说教育就办好了。”这就需要制度放权，教育部要向地方放权，首先是向省级政府放权。但他同时指出，放权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完善的基础，两者需同时进行。（新京报3月8日）笔者所担心的是，这两者之间不同步，而是脱节、互相掣肘，地方说中央不放权，中央说地方不积极，改革就陷入拉锯战。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特区”，如果作为一种试点，当是国家要求其改革，在赋权的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向学校放权，实现学校内部的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分离。在笔者看来，如果要真进行教改，比这种试点方式更有效的方式，就是将教改措施，提交各级人大审议，通过之后变为必须执行的教育法规。否则，极有可能出现教育权力最终还是掌握在行政部门的情况，不管采取项目试点还是“特区”方式，教改都难从权力中突围。 建设“教育特区”，确实令人振奋。但是，办“教育特区”，真的仿照办“经济特区”的做法就能成吗？仔细分析，并不尽然。“特区”的说法当然可以移植，然而，改革的思路却完全不同。 首先，办“教育特区”，核心不在教育发展，而在教育改革。过去也在地方，高等教育现在2600多所，教育部门占110多所，2000多所都在地方。“如果各地都把各自的办好了，严格来说教育就办好了。”这就需要制度放权，教育部要向地方放权，首先是向省级政府放权。但他同时指出，放权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完善的基础，两者需同时进行。（新京报3月8日）笔者所担心的是，这两者之间不同步，而是脱节、互相掣肘，地方说中央不放权，中央说地方不积极，改革就陷入拉锯战。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特区”，如果作为一种试点，当是国家要求其改革，在赋权的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向学校放权，实现学校内部的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分离。在笔者看来，如果要真进行教改，比这种试点方式更有效的方式，就是将教改措施，提交各级人大审议，通过之后变为必须执行的教育法规。否则，极有可能出现教育权力最终还是掌握在行政部门的情况，不管采取项目试点还是“特区”方式，教改都难从权力中突围。 10年来，我国教育走的就是快速发展的道路，迅速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迅速将高等教育规模办成世界第一，但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学校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严重滞后，造成教育问题、矛盾日益突出。办“经济特区”，获得中央赋权和优惠条件，能解放生产活力，寻求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办“教育特区”，再按这样的思路，就可能变为一些地方和学校利用某些权利和优惠，去做教育产业，比如，招生规模，是不是不受限？办多种层次的教育培训，是不是少管一点？学校与国外大学合作，是不是可以更大胆等等。也就是说，关注点，会集中在教育利益领域，而可能对制度问题并不乐意涉及。在过去10年中，我国不少地区出现了规模浩大的大学城，在建设大学城时，各地都叫出响亮的口号，探索全新的办学摸索，可大家所见的是，没有一地的大学城，出现了有新意的办学模式。而分析目前已经启动的500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近日建议，仿照“经济特区”的做法，由中央确定“国家教育特区”，赋予一系列权利和优惠政策，允许这些区域在全国推进的教育体制改革的试验中先行先试。此前，在深圳教育改革和发展中，早就有建设“教育特区”的提议。 建设“教育特区”，确实令人振奋。但是，办“教育特区”，真的仿照办“经济特区”的做法就能成吗？仔细分析，并不尽然。“特区”的说法当然可以移植，然而，改革的思路却完全不同。 首先，办“教育特区”，核心不在教育发展，而在教育改革。过去10年来，我国教育走的就是快速发展的道路，迅速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迅速将高等教育规模办成世界第一，但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学校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严重滞后，造成教育问题、矛盾日益突出。办“经济特区”，获得中央赋权和优惠条件，能解放生产活力，寻求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办“教育特区”，再按这样的思路，就可能变为一些地方和学校利用某些权利和优惠，去做教育产业，比如，招生规模，是不是不受限？办多种层次的教育培训，是不是少管一点？学校与国外大学合作，是不是可以更大胆等等。也就是说，关注点，会集中在教育利益领域，而可能对制度问题并不乐意涉及。在过去10年中，我国不少地区出现了规模浩大的大学城，在建设大学城时，各地都叫出响亮的口号，探索全新的办学摸索，可大家所见的是，没有一地的大学城，出现了有新意的办学模式。而分析目前已经启动的500项国家教改试点，很多教育人士对试点效果不乐观，因为有不少试点单位和地区，想的是获得怎样的权利和优惠，却没想具体推进改革的思路。 其次，办“教育特区”，不仅要获得授权和优惠政策，更是自身放权的过程。如果只关注获得权力和权利，而不推进地方政府自身放权，真正的教项国家教改试点，很多教育人士对试点效果不乐观，因为有不少试点单位和地区，想的是获得怎样的权利和优惠，却没想具体推进改革的思路。 其次，办“教育特区”，不仅要获得授权和优惠政策，更是自身放权的过程。如果只关注获得权力和权利，而不推进地方政府自身放权，真正的教育改革就难推进。依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精神，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而在学校内部，则是学校行政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放权。地方办“教育特区”，无疑要争取中央向地方放权，可是，地方政府获得权利之后，会否向学校放权，而学校获权之后，又会否向教师和学生放权呢？ 也在地方，高等教育现在2600多所，教育部门占110多所，2000多所都在地方。“如果各地都把各自的办好了，严格来说教育就办好了。”这就需要制度放权，教育部要向地方放权，首先是向省级政府放权。但他同时指出，放权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完善的基础，两者需同时进行。（新京报3月8日）笔者所担心的是，这两者之间不同步，而是脱节、互相掣肘，地方说中央不放权，中央说地方不积极，改革就陷入拉锯战。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特区”，如果作为一种试点，当是国家要求其改革，在赋权的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向学校放权，实现学校内部的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分离。在笔者看来，如果要真进行教改，比这种试点方式更有效的方式，就是将教改措施，提交各级人大审议，通过之后变为必须执行的教育法规。否则，极有可能出现教育权力最终还是掌握在行政部门的情况，不管采取项目试点还是“特区”方式，教改都难从权力中突围。 现在的情形是，中央向地方放权难，地方政府、学校放权亦难。最近一段时期来，公众对南科大的办学很关注，有媒体报道，到现在为止，南科大的学校领导机构——理事会还未建立运作，理事会章程还未得到市政府通过，人才引进政策还不明朗等。这很值得大家深思。一方面，大家渴望南科大能获得国家层面的认可；可另一方面，南科大自身的办学问题，即举办者和办学者的权力权利关系，学校内部治理机制，却并未建立。后一个方面，与是否得到中央授权几乎没有关系，作为举办者的深圳市，是完全可以明晰举办者、办学者的权利与责任，学校的财政拨款方式的。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近日建议，仿照“经济特区”的做法，由中央确定“国家教育特区”，赋予一系列权利和优惠政策，允许这些区域在全国推进的教育体制改革的试验中先行先试。此前，在深圳教育改革和发展中，早就有建设“教育特区”的提议。 建设“教育特区”，确实令人振奋。但是，办“教育特区”，真的仿照办“经济特区”的做法就能成吗？仔细分析，并不尽然。“特区”的说法当然可以移植，然而，改革的思路却完全不同。 首先，办“教育特区”，核心不在教育发展，而在教育改革。过去10年来，我国教育走的就是快速发展的道路，迅速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迅速将高等教育规模办成世界第一，但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学校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严重滞后，造成教育问题、矛盾日益突出。办“经济特区”，获得中央赋权和优惠条件，能解放生产活力，寻求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办“教育特区”，再按这样的思路，就可能变为一些地方和学校利用某些权利和优惠，去做教育产业，比如，招生规模，是不是不受限？办多种层次的教育培训，是不是少管一点？学校与国外大学合作，是不是可以更大胆等等。也就是说，关注点，会集中在教育利益领域，而可能对制度问题并不乐意涉及。在过去10年中，我国不少地区出现了规模浩大的大学城，在建设大学城时，各地都叫出响亮的口号，探索全新的办学摸索，可大家所见的是，没有一地的大学城，出现了有新意的办学模式。而分析目前已经启动的500项国家教改试点，很多教育人士对试点效果不乐观，因为有不少试点单位和地区，想的是获得怎样的权利和优惠，却没想具体推进改革的思路。 其次，办“教育特区”，不仅要获得授权和优惠政策，更是自身放权的过程。如果只关注获得权力和权利，而不推进地方政府自身放权，真正的教 在笔者看来，“教育特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本质上不是获得权利和优惠，而是对教育负责、拿自己率先“开刀”的改革胆识。如果以此来理解“教育特区”，从目前来看，很多改革，根本就不需要中央授权，地方政府在向学校赋权方面就可自主地大胆作为，具体包括，在本省市取消所有本地所管的大中学校的行政级别，建立新的校长遴选机制，调整政府拨款方式，建立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对学校拨款，建立大学理事会治理结构，建立社区教育委员会参与中小学管理、决策的学校管理机制等等。但遗憾的是，笔者对比了国家版教改《纲要》和地方版教改《纲要》，在教育制度改革方面，地方版普遍保守，一些关键改革，根本提都没提。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3月
7日在参加政协教育界联组会议时表示，基础教育权限在地方，职业教育原则上也在地方，高等教育现在2600多所，教育部门占110多所，
2000多所都在地方。“如果各地都把各自的办好了，严格来说教育就办好了。”这就需要制度放权，教育部要向地方放权，首先是向省级政府放权。但他同时指出，放权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完善的基础，两者需同时进行。（新京报育改革就难推进。依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精神，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而在学校内部，则是学校行政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放权。地方办“教育特区”，无疑要争取中央向地方放权，可是，地方政府获得权利之后，会否向学校放权，而学校获权之后，又会否向教师和学生放权呢？ 现在的情形是，中央向地方放权难，地方政府、学校放权亦难。最近一段时期来，公众对南科大的办学很关注，有媒体报道，到现在为止，南科大的学校领导机构——理事会还未建立运作，理事会章程还未得到市政府通过，人才引进政策还不明朗等。这很值得大家深思。一方面，大家渴望南科大能获得国家层面的认可；可另一方面，南科大自身的办学问题，即举办者和办学者的权力权利关系，学校内部治理机制，却并未建立。后一个方面，与是否得到中央授权几乎没有关系，作为举办者的深圳市，是完全可以明晰举办者、办学者的权利与责任，学校的财政拨款方式的。 在笔者看来，“教育特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本质上不是获得权利和优惠，而是对教育负责、拿自己率先“开刀”的改革胆识。如果以此来理解“教育特区”，从目前来看，很多改革，根本就不需要中央授权，地方政府在向学校赋权方面就可自主地大胆作为，具体包括，在本省市取消所有本地所管的大中学校的行政级别，建立新的校长遴选机制，调整政府拨款方式，建立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对学校拨款，建立大学理事会治理结构，建立社区教育委员会参与中小学管理、决策的学校管理机制等等。但遗憾的是，笔者对比了国家版教改《纲要》和地方版教改《纲要》，在教育制度改革方面，地方版普遍保守，一些关键改革，根本提都没提。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3月7日在参加政协教育界联组会议时表示，基础教育权限在地方，职业教育原则上3月8日）笔者所担心的是，这两者之间不同步，而是脱节、互相掣肘，地方说中央不放权，中央说地方不积极，改革就陷入拉锯战。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特区”，如果作为一种试点，当是国家要求其改革，在赋权的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向学校放权，实现学校内部的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分离。在笔者看来，如果要真进行教改，比这种试点方式更有效的方式，就是将教改措施，提交各级人大审议，通过之后变为必须执行的教育法规。否则，极有可能出现教育权力最终还是掌握在行政部门的情况，不管采取项目试点还是“特区”方式，教改都难从权力中突围。
家有小活宝，大活宝来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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