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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小学语文课堂，似乎重点都在认字、组词、造句。然而，早在1941年，叶圣陶就明确提出“把整本书作主体，把单篇短章作辅佐”的主张。
1语文学习的“大钻石”与“小破片”
古人学习语文，没有现在意义上的教材。当时，认识了两千来个汉字之后，就是读书。而且，老师也不讲解。书读多了，意思自然懂得。
现代语文教育，有了课本。但上个世纪前期，虽有课本，学生的语文学习却不以课本为限。许多人还是读书、读整本的书。而且，这也是当时许多学人的主张。
如胡适就明确说过：
单靠七八十篇的古文选本，决不能教到什么成绩。古文读本的大病就是没有兴趣，没有系统，所以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像《汉高祖斩丁公论》，实在是毫无意思。我说与其读《范增论》，不如看《史记》、《项羽本纪》，给他们一些有系统有趣味的材料。像《史记》，《汉书纪事本末》一类的大部书，让他们自己去摸索，应该有更好的成绩。我们从前念书也没有什么人教，差不多完全是自己暗中摸索出来的。
教育家陶行之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
中国的教科书，不但用不好的文字做中心，并且用零碎的文字做中心，每课教几个字，传授一点零碎的知识。学生读了一课，便以为完了，再也没有进一步追求之引导。我们读《水浒》、《红楼梦》、《鲁滨孙漂流记》一类小说的时候，读了第一节便想读第二节，甚至从早晨读到夜晚，从夜晚读到天亮，要把它一口气读完了才觉得痛快。中国的教科书是以零碎文字做中心，没有这种力量。有人说，中国文人是蛀书虫。可是教科书连培养蛀书虫的力量也没有。蛀书虫为什么蛀书？因为书中有好吃的东西，使它吃了又要吃。吃教科书如同吃蜡，吃了一回，再不想吃第二回，连蛀书虫都养不成！
叔本华曾说：“一颗大的钻石如果打得细碎的话，这些小破片价值之总和，无法和它原本的价值相比拟；一支庞大的军队，若把它分成若干小部队，则威力必大减，发生不了什么作用。同样，伟大的精神，若使之中断、搅乱、破坏或转向，它和普通精神已无任何差异。”
这并非就书本与“课文”的关系立论，但书本与“课文”的关系却也如此。整本的书就是“大钻石”，课文就是“小碎片”。
多年以来，我们的学生接触的不是“大钻石”，而只是“小破片”。这是目前语文学习的最大的问题。
2语文学习只需一本书
很偶然地在网上看到，有人谈到自己阅读《资治通鉴》的经历，说：
《资治通鉴》绝对是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一本书。2001年3月，我跟同学闲聊古今中外，竟然扯到了《资治通鉴》。他说他家有三大本，我要的话，可以借给我。在这之前，我只看过语文课本上选的《赤壁之战》。我当时没想什么就借来看了。 那一年春天，我的时间全部花在这部书上。我连课都顾不上了。我当时还真是看不懂。只好硬着头皮看下去。我读白话文的速度很快，一个小时100来页没有问题，而我读《资治通鉴》，一个小时勉强只能读20来页。可见当年的水平有多差。后来因为功课一退再退，而且马上高三了，我不能再这样子持续的读课外书了，我也没有把这本书读完。只读了一大本。也就是停在三国时期。 这应该算是我读的第一部国学名著。读那本书，我的文言文水平提高了非常多，视野也大大地开阔了。 读过《资治通鉴》的三分之一以后，文言文水平不可能不提高。而且我还相信，不仅是文言文的阅读能力会大大提高，白话文的阅读乃至写作能力也同样会大大提高。
实际上，语文能力的培养，就是这样简单。好好地读一本有分量的好书，甚至是好好地背诵几十篇好的古文，也就有了阅读与写作的能力。
为什么现在却这么“麻烦”：读书读了十年，十几年，阅读与写作能力仍然很差？主要原因是学习不得法。
古人学习语文，直接面对的是篇章。今天，我们斤斤计较的却是“字”、“词”。我们总是认为，篇章的基础是“字”、“词”，因为文章是“字”、“词”组织起来的，所以，要学好文章，就需要打好基础，于是，我们把主要精力都放到字、词的积累、分析与研究上了。于是，我们指导学生积累字词，让他们掌握各个词的基本含义、引申义……考试主要也是考这些。
这是上了语言学家的当。
文章阅读与写作能力，固然得认识一些字，但主要是通过阅读好的文章才能提高。而且，这一过程恰恰又是进一步理解字词的过程。就是说，必须是通过文章阅读、背诵，才能掌握字词。这就好比是，锻炼身体，固然也表现为肌体的细胞的健康，但我们不能是一个一个地“锻炼细胞”。
实际上，许多有识之士早就看出这个问题。周谷城先生就说过：
我们要知道，识字量不是用识字的方法所可以增加的。因为字不是单独可以识的，如此识法，即使识了，未必能读书看报。我还记得，在中学时代，因学英文，会把一部字典从头到尾读得烂熟，但是遇到了生字，还是不懂，反而愈弄愈糊涂了。因为一字一义的极少。任何字的真意义必须看他的上下文而定，所以就是已识的字，换了一个新的位置，也许意义与所识的大不相同。
他还说道：
我们可以说，识字不是文字教育的基本，而且识字与读书在心理上是根本不同的两种心理过程，甚至于会相互冲突。因为读书重了解意义，识字往往斤斤于形音的认识。读书时太重形音，则读不快，甚至于不易获得全篇意义。反过来说，一篇文中或一本书中有若干字不识，只须大意可懂，尽可以不去管他，至于字的音不识更不重要，技术字的形记的清楚，也情有可原。
“一篇文中或一本书中有若干字不识，只须大意可懂，尽可以不去管他，至于字的音不识更不重要，技术字的形记的清楚，也情有可原”，这是非常高明的读书方法，今日的学生，若果真这样读书，哪怕是只读一本有分量的好书，也就可以获得不错的阅读写作能力。
不过，现在有个问题：这样做，阅读与写作的能力是有了，但无法应付语文考试，因为现在的语文考试，几乎是专找那些你可能“不识”的字、词来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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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传统语文教育不教“字词”
古人是怎样做的呢？简单说，古人，也包括上个世纪前期家塾的语文教学，基本没有“字词教学”。
古人让孩子读书，并不讲其中字词的“意思”。字词的“意思”,儿童是在大量读书的过程中自然懂得的。
对此，赵元任讲过：“从前所谓‘念书’就是念书，先生不一定讲，学生也不一定懂，真是‘读书不求甚解’，可是过了一阵，甚至过了多少年，书里的意义渐渐地明白了。”
邓云乡也说：传统语文教学也有“讲”，但是——
这个“讲”，现在的读者要理解，不是一般讲解词句意思，这是靠熟读背诵当中自然理解，老实说是不必讲的。明清两代八股文教育中的所谓“讲书”、“开讲”，都是讲《四书》中的每一句话如何发挥，如何写成一篇八股文。 对此，周振甫说得更明确、更细致。他写过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我们怎样学习古文”，文章用“立体的懂”概括传统语文教育不讲“字词”的特点和优点。他说道：
不论唐代人或是近代人，他们从小就能读懂古文，不仅会读，还会写古文和旧体诗。为什么现在人读懂古文会成问题呢？这当跟读法有关。我曾经听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先生讲他小时的读书。开始读《四书》时，小孩子根本不懂，所以老师是不讲的。每天上一课，只教孩子读，读会了就要熟读背出。第二天再上一课，再教会孩子读，读熟背出。到了节日，如阴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七月七日的乞巧节，九月九日的重阳节，年终的大节，都不教书了，要温书，要背书。如在端午节把以前读的书全部温习一下，再全部背出。到年终，要温习一年读的书，全部背出。……因此，像梁启超的“六岁毕业《五经》”，即六岁时已把《五经》全部背出了；所以他“九岁能日缀千言”。因此，《唐才子传》里讲的“六岁善辞章”，“七岁能赋诗”，……也就不奇怪了。
我向政协委员张元善老先生请教，问他小时怎样读书的。他讲的跟章锡琛先生讲的差不多，他说开始读时，对读的书完全不懂。读了若干年，一旦豁然贯通，不懂的全懂了，而且是“立体的懂”，它关键就在于熟读背出，把所读的书全部装在脑子里。假如不是熟读背出，把所读的熟书全部装在脑子里，读了一课书，记住了多少生字，记住了多少句子，这只是“点线的懂”。记住的生字的点，记住的句子是线。点线的懂是不够的。因为一个字的解释在不同的句子中往往因上下文的关系而有变化，一个字在不同的结构里会有不同的用法，记住了一个字的解释和一种用法，碰到这个字的解释和用法有变化时就不好懂了。
……
把一部书全部读熟就不同了，开始读时不懂，读多了渐渐懂了。比方读《论语》，开始碰到“仁”字不懂，“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了104次，当读到十几次“仁”字时，对“仁”字的意义渐渐懂了，当读到几十次、上百次时，对“仁”的意义懂得更多了。因为熟读背诵，对书中有“仁”的句子全部记住，对有“仁”字的句子的上下文也全部记住，对于“仁”因上下文的关系而解释有变化也罢，对有“仁”字的词组因结构不同而用法有变化也罢，全都懂了，这才叫“立体的懂”。
可以说，周振甫已经把道理说得非常清楚了。
总之，学习语文，关键是多读文章；文章读得多了，特别是能够将这些文章背诵下来。其中字词的意思自然就能够懂得。一时不懂，慢慢也肯定能够懂得。
我们的语文教学，之所以少慢差费。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我们的孩子没有多少时间读书，这些时间都用到“字词教学”上了。实际上，我们若是让孩子多读书，这些书籍的字词本来是早就可以认识、掌握的。
家有小活宝，大活宝来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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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