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现代城市的建设者，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生力量。他们子女的 教育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关乎农民工家庭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关乎社 会 公平与法治原则的实现，关乎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整体发展后劲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水准，更是关系到“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所构建的和谐 社会主义社会是指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公平；人际关系环境和谐，社会稳定。但是如果没有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和谐，甚至连子女受教育这样的基本人权都 不能保障，那么我们的和谐社会就只能是少数人的和谐。本文拟以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社会为背景，探讨当前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的问题。
一、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现状
1、受教育机会不平等
受教育机会是衡量教育是否平等的重要指标，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机会具体反映在农 民工子女的就学渠道等方面。他们的就学渠道主要有：第一，在公立中小学借读。第二， 就读于流出地ZF在流入地所办的学校。第三， 进入民助公立(或公助私立)学校学习。第 四，就读于民工子弟学校。第五，在家乡学校接受教育。抽样调查显示有65％的适龄儿童 在家乡接受教育，他们的父母亲一方或双方不在身边，处在教育的边缘地位。 第六，部分 农民工子女失学或辍学。
2、就学过程不平等
第一 ，与城市孩子同处一校的农民工子女，由于户籍的限制，必须比城市孩子多缴纳 高昂的赞助费和借读费，尽管他们生活的经济条件比城市孩子要低很多。接受农民工子女的城市公立学校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类是城市中基础薄弱的学校，二是城郊的乡镇学校。 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经常是“插班”或者是被‘单独编班”。由于户口不在当地，经济条件薄弱，常被公办学校的城市学生排斥；由于父母工作流动性大，学校有时会疏于管 理；由于没有学籍，成绩因此不计入教学考评，甚至无机会参加学校或当地各级ZF举办的各种活动，以及“三好学生”的评选和一些体育竞赛；部分教师素质不高，往往歧视农民工 子女学生，甚至剥夺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
第二，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由于资金短缺，且不少学校办学以赢利为目的，办学条件被 降到最低，因此存在很多问题，如教学设备奇缺、管理水平低、师资力量弱以及存在安全方面的 隐患等。所以农民工子女尽管有学可上，享受的依然是比公办学校低得多的待遇；而且 当地教 育主管部门还有比较严重的城市本位观念，不但不落实国家的政策，对这些学校进行财政补贴，改善教学环境，反而以地区、部门利益为重，动辄以办学规模太小、条件太差等不合规 范为理由将学校关闭，不给予其合法的办学地位，全然不顾流离失所的学生。
二、和谐氛围中潜伏着不和谐因素
1、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格局隐患
长期的城乡隔阂，使处于同一个班的城乡两地孩子的生活方式、心理感知、话语体系等方面 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农民工子女极易受到城市孩子的排斥，甚至是冷嘲热讽；由于父母的工作流动性大，他们也经常跟着流动，导致他们经常缺课，成绩不理想。所以农民工子女普遍 自卑、自我评价偏低，产生自闭、强迫症、心理不平衡、不适应、人际关系紧张等心理问题，甚至产生对社会的对立感、仇恨感。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不良的心理问题极易诱发心理危 机， 到了一定程度，还会出现反社会行为，破坏社会的稳定。那些经常随父母流动的农民工子女，多数最终还是会失学，他们是未来社会的定时炸弹。因为不能受到应有的教育，无法在走 上社会之前获得谋生的基本技能，这些人就很难有效地参与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建设。对整个社会来说，在市场经条件下，人们接受教育的差距对应着收入的差距，教育不公平的发展会 使收入不公平形成恶性循环，恶化社会的利益格局，埋下城乡、地区、阶层之间人际关系紧张的隐患，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2、留守女童问题
第一 ，情感依存缺失与道德滑坡。
长期见不着父母，或“寄人篱下”，造成留守女童情感依存缺位，性格柔弱内向、自卑 ,逆反心理强，甚至怨恨父母；对社会失望、恐惧，变得孤僻，甚至情感转移，从而出现情感错位导致行为出轨。道德监管的家庭缺位使有的女童在生活中我行我素，对不良习气 接受力强。留守女童多数成绩不理想；有很多早早结束学业。这些提早结束学业的女童，她们有的在家帮做农活；有的过早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一些服务行业的工作；有的甚至成为 色情业从业者，当三陪女和卖淫女，成为法制社会的一个赘瘤。这些未来的母亲由于不能受到应有的素质教育，造成社会人才培养中家庭教育的恶性循环。
第二，易成性侵犯对象。
性监护缺位以及性安全防范教育的滞后导致女童自我防护意识缺乏；思想、文化、法制 教育落后等因素造成农村的治安局势尚不稳定，具有安全隐患；再加上农村地域宽阔、人烟稀少的地理环境和偏僻的居住环境，犯罪分子会轻易利用这些因素，使得农村留守女童极易 受到性侵害。
三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
1、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曾以“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形式把中国公民分成身份不同的 两大类别，蜂拥入城的农民工居住在城市，户籍却仍是在农村。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应由户籍所在地负责。农民工子女在流动的同时，教育资金并没有随之流转，从而致使处于流 入地的农民工子女享受不了流出地ZF的教育财政补贴，也没有资格享受流入地ZF的优待。《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招收流动儿童少年就学的全日制公办中小 学，可依国家有关规定按学期收取借读费”，显示国家政策赋予流入地学校收取农民工子女的借读费和赞助费的权利来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因此在流入地城市就学的农民工子女，必 须比城市孩子多支付高昂的借读费和赞助费。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现行户籍制度与人口流动需求不相适应的结果。
2、义务教育制度的过度分权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教育体制过度分权。《义务教育法 》第八条规定：义务教育事业，在国务院领导下，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第十二条规定：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ZF负责筹措，予以 保证。这个教育法则明确了流入地ZF对流动人口学龄儿童的入学并没有法律上的责任，作为城市边缘人口，农民工子女无法享受流出地ZF带给他们的教育补助。因此，义务教育 的过度分权是造成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主要原因。
3、农民工经济收入低
在我国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运输业以及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农民 工占到从业人员的半数以上，人数超过一亿。作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为经济社会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理应得到公平、公正待遇，但农民工却经常遭遇工资偏低或拖欠的不公 正待遇，收入普遍微薄。他们大部分居住在城市郊区，生活在城市贫困线以下，城市学校尤其 是公办学校昂贵的求学成本，使他们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再加上额外的赞助费和借读费 ，他们只能“望学兴叹”，这是导致他们子女上学难的直接动因。
4、农民工家庭的流动性大，社会交往面窄
农民工居住空间狭窄，条件较差，孩子没有安静的学习空间；农民工子女尽管生活在广 阔的城市空间，他们实际却只拥有狭隘的生活空间，这与乡村社会中频繁的互动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经常随同父母一起流动使适龄儿童的正常学习缺乏系统性和稳定性，甚至造成了阶 段性辍学，影响教育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在客观层面上拉大了与其他儿童的教育差距，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弱势地位。
四、解决对策
1、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吻合的户籍制度，逐步削弱户籍制的身份定位功能，解除教育 体制与户籍制度挂钩的传统模式。
允许在城市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 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 户口， 尽快改变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的现状， 逐步实行统一居民身份的一元户籍制度，打破户籍制度壁垒，在政策上保障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在国民待遇上的一致性，降低 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学的门槛，创造有利于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获得较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同时配套改革与户籍制度直接相关的制度，淡化包括劳动就业、子女入学、住房分配 、 社会保障等政策规定中对户口的特殊要求， 逐步剥离在“城市户口”这一身份标签上附着的一系列不合理的社会福利， 实现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主体平等。
2、调整现有义务教育格局，合理配置国有公共教育资源，完善社会捐赠机制，多渠道 筹措教育经费。
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要由“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理、以县为主”调整 到“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ZF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中央和省级人民ZF要通过转移支付，加大对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扶持力度”的体制上来，全方位 地把农民工子女教育从体制外纳入到体制内。解决的渠道应该以公办学校为主，民办教育为辅，调整现有教育资源的分布，实现现有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建立健全捐赠机制，完善 捐赠立法，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让有爱心的先富者，将一部分财富通过慈善事业投入教育，多渠道筹措教育资金。农民工使企业获得利润，ZF增加了税收，因此，还可以通 过适当的方式，让用工企业分担农民工子女的部分教育费用，并安排一部分城市教育附加费用于农民工子女教育。
3、消除法律上的歧视。
按照联合国《取缔教育歧视公约》的规定，教育歧视是指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 、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经济条件或出生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特惠受教育者的行为。上面提到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从法理上讲，明显存在对 流动少年儿童的歧视性条款，造成了流动儿童在选择受教育权、缴费、享受教学资源等方面与流入地儿童的不平等。现行的一些教育法律规范中也出现了诸如“农民工子弟学校”、“ 附属教学班(组)”、“借读费”、“临时学籍”等内容，实际上是将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子女隔离开来进行教育。这些做法在形式上违反了《世界人权公约》、《取缔教育歧视公约》等 许多国际人权法文件所确立的禁止歧视原则。所以应消除这些歧视性的条款和语言。同时ZF还应禁止城镇针对农民工制定各种不平等的政策或设定不平等的用工条件，尽可能为农民 提供公平竞争的就业机会，使他们有机会获得较好的工种和工资待遇。
4、协调疏导农民工的流动。
农民工的流动总的来说有一定的规律性，但对个体来说更多的是盲目性。任何城市的资 源都是有限的。所以ZF还应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采取适当措施适度控制流动人口的规模，如通过实施积极的区域政策，引导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欠发 达地区转移，以实现发达地区的企业、欠发达地区以及农民工家庭三方共赢，这也是解决农民工子女享受免费义务教育的根本途径之一。此外，还可以与欠发达地区联合建立用工信息 发布机制，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减少农民工的流动成本。
一位关心农民工入学问题的热心网友自述：
这几天，我阅读了大量有关民工子弟上学难、民工子弟学校办学难的新闻。从这些报道中发现，各地民工子弟学校的境遇竟然惊人地相似：办学资金不足、办学条件简陋、办学地点“动荡漂泊”、师资力量薄弱，并不时受到当地主管部门的指责、干预，随时面临关停的厄运……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数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弟涌入这些条件简陋的学校，孩子们渴望上学，家长们企盼保全学校，办学者四处奔走呼号——能不能在城里给这些农民工的后代们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
如果我们承认农民进城是社会发展之必然、城市发展之必需，那么就应当承认民工子弟进城读书之合情合理；如果我们承认国家实行的义务教育是面向所 有中小学生（而不只是面向城市中小学生），就应当承认民工子弟上学的机会必须得到保障，民工子弟和城里孩子应该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城里孩子时时沐浴在国家义务教育的阳光之下，民工子弟进城上学，犹如他们父辈当年进城打工一样，处处受到歧视，民工子弟学校处处受到排挤，在夹缝中步履维 艰。
民工子女上学受歧视，突出体现在那一大笔“借读费”上。正如著名农业问题专家温铁军先生所言：“城市教育管理部门，把公众税收投资办的学校，当 成了教育部门的垄断资产”。这个垄断资产只可能对城里孩子实行优待，民工的子女来读书，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似乎民工子弟挤占了城里人的教育资源，犹如当年城里人认为进城民工抢了他们的饭碗一样。殊不知，城里的义务教育资源来自公众税收，属于国家，属于全体公民，而不只属于城里人。
“借读费”提高了民工子女入读公办学校的门槛，客观上制造了城里孩子和民工子弟受教育权的不平等，也由此形成了民工子弟上得起收费的民工子弟学 校、却上不起免费的公办学校的怪现象。实际上，很多城市的基础教育资源，不是紧缺，而是相对过剩。由于生源不足，城市的很多中小学开始合并，北京市小学就以每年100多所的速度递减。一方面是公办学校生源减少被迫关门合并，另方面是民工子弟上不起公办学校，隐藏在这种怪异现象背后的，除了歧视就是垄断。
而公办学校生源不足，又反过来成了民工子弟学校受排挤的根源。如果没有收费较低的民工子弟学校争夺生源，就会有更多的民工被迫将子女送进公办学 校，默默承受那一大笔“借读费”，公办学校就能招到更多学生，赚得盆盈钵满。民办子弟学校办学条件较差是事实，当地主管部门对这些学校横竖挑剔，以各种名目加以干涉，在各项政策上施以“紧箍咒”，则不仅是为了严格管理，保证这些学校健康发展，更是为了将这些民工子弟学校“逼”出城市，为公办学校谋利。成都 市的一家民工子弟学校曾因“不具备九年义务教育办学条件”被当地教育局取缔，教育局每天派来的人却从不找学校负责人，而只是劝家长们把孩子转到附近的公办小学去。取缔这所民工子弟学校的“醉翁之意”何在，不言自明！
中央刚刚下发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进城民工是享受国民待遇的产业工人。国务院办公厅于去年9月转发的关于做好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要 求，民工子女教育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并要求流入地ZF提供经费保障，保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将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城市社会事业发展计划。中央的政策再明白不过，民工与城里人享受待遇平等，民工子女与城里孩子接受教育平等，保证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是流入地ZF的责任。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借读 费”便不具有任何合理性，民工子弟学校办学条件差，当地ZF应该积极扶持而不是简单取缔。诚如有识之士所言，教育的平等是一个社会最根本的公平。而我要说，不平等的教育不可能造就一代富有公平意识的公民，更无法打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城里人，请你们腾出一些空间，给那些渴望读书的农民的后代，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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