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八岁的外孙。”60多岁的邱爱慈委员在政协科技界小组会上说，“有一次，他妈妈翻出了我大学毕业时写的文章——《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他看到了，说不可能。”
“我跟他讲，外婆当时就是那样想的呀。那时很多人都这样想的。”1964年从西安交大电气专业毕业的邱爱慈笑道，“他就说：‘骗人的骗人的。’”
邱爱慈摇头说：“这么小的孩子跟谁学的呢？”
听了此话，几位当大学老师的委员纷纷附和。
“这一代学生，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但对学术的兴趣淡了。”老专家常文瑞委员说，“大多数人把读学位当作一个跳板，好去做更有钱更能赚钱的职业。”
“舆论总是宣扬100多平的房子，高档汽车才算幸福，年轻人就天天讨论这些。”北大教授朱星委员说，“可我当时住10平米的房子，骑自行车，也觉得挺幸福啊。我觉得这是舆论导向的问题。”
“学生更看重钱，跟学校环境有关系。”广西大学校长唐纪良委员说，“大学里什么都盯住钱。一切工作都要算绩效，连写份文件也要算绩效。这种氛围下，学生会看重学校奖励发了多少钱，荣誉倒成了附加的。”
“环境造就人。”来自中科院研究所的周玉梅委员表示理解学生，“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让学生没有足够的信心去安心研究。科研人员站着把钱赚了最好；但实际上要为经费去弯腰低头。”
周玉梅讲了件事。她认识的一位老师教育学生说：“好好沟通同学关系，做学术都是靠校友。圈子里朋友多，对拿课题和经费有很大好处。”
“这话是为了学生好。”周玉梅说，“但我觉得难说出口。”
“我们给年轻人树立的榜样就是这样，”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委员说，“我亲眼看到，我们所的所长和总师，为了经费，被客户单位代表训得像孙子一样，也不敢还口。”
“我们搞基础研究的，像老和尚念经，得‘看破红尘’。”常文瑞感慨道，“我有个学生很沉得下心。我很满意，还送他去美国进修了半年。后来有一天他说想换个题目，赶快毕业。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我不想干科研了。干科研不能给父母和妻子带来幸福。我要去公司。’”常文瑞回忆说，“我感到很突然，但我尊重他的意见。”
邻座一位委员插话：“常委员，你能有办法留住人家吗？”
“留不住。我也没办法。”
|
|
雷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