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马丽住进榆林市第一医院待产并进行检查。马丽丈夫延壮壮对称，“住院时医生检查完拿出一张单子，问剖宫产还是顺产，我们说能顺产就顺产，医生就让我签字，医生再也没提这个事”。

 

这一说法和院方说辞不同。院方事后发布的情况说明（下称“情况说明”）称，马丽入院检查后，主管医生多次向产妇、家属说明阴道分娩难产风险较大，建议行剖宫产终止妊娠，产妇及家属均明确拒绝，坚决要求以催产素诱发宫缩经阴道分娩。

 

根据院方披露的《产妇住院知情同意书》（下称《同意书》），产妇的初步诊断结果为“G1P041+1周孕LOA待产，脐带异常”，并有“待产及产程进展过程中可能出现急性胎儿窘迫，新生儿窒息，严重时胎婴儿死亡；产程进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相对性头盆不称、机转不正、梗阻性难产等，严重时危机母儿性命”等描述。

 

 

但延壮壮称，31日马丽进待产室前，医生检查完，家属被告知一切正常，“医生说要打催产素催产，就让我签字”，于是他在《同意书》上补签了“情况已知，要求经阴道分娩、静滴缩宫素催产，谅解意外”。

 

9月6日凌晨，院方对该事件的“再次说明”中提到，8月30日，马丽和延壮壮签署了《授权委托书》，马丽授权延壮壮“选择和决定签署有关医疗活动的同意书”。8月31日上午10时许，马丽进入待产室。

 

生产期间，产妇因疼痛烦躁不安，两次离开待产室，向家属要求剖腹产。然而，双方关于此时家属是否同意剖腹产又所述不一。延壮壮称，他向医生要求剖宫产，“医生说马上就生了不能剖宫产”。

 

院方情况说明则称，主管医生、助产士、科主任也向家属提出剖宫产建议，均被家属拒绝。

9月6日凌晨，院方公布了院内监控视频，显示产妇马丽曾在家属面前两次呈现跪倒姿势，表情痛苦。院方披露的外科护理记录单称，8月31日17时50分、18时5分和19时19分，马丽三次要求剖宫产均遭到家属拒绝。

 

 

但延壮壮称，马丽第二次回待产室后，他对产房内情况一无所知。直到下一次护士从待产室出来告诉他马丽不见了。

 

经过寻找，延壮壮在医院楼后窗下看到医护人员正把马丽抬到担架上。经医护人员抢救后宣布死亡。根据院方情况声明，马丽因难忍疼痛，导致情绪失控跳楼。

 

院方和死者家属能够达成共识的是，产妇本人在生产过程中一直主张进行剖宫产。因此，到底是谁拒绝剖宫产，家属还是医生？对这一问题的调查和澄清成为后续追责关键。

谁该担责？

 

产妇本人、家属和医生三方，到底谁具有决定剖宫产的权力？在何种条件下行使这种权力？也是这起事件的核心。

 

多位法学人士均认为，从法律上讲，患者拥有决定权。

 

1994年施行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就患者和家属的知情同意权作出规定，明确医院在施行手术时，须征得患者和家属同意签字。

 

这一原则在近年来的立法中有些变化。2010年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晨光认为，产妇对是否进行剖宫产有决定权，医生负责提供信息，家属在产妇本人无法表达或者丧失意识的情况下才可代行权力。这是民法总则赋予民事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的民事权利，不受干涉。如果产妇和家属意见不统一，决定权在产妇。即便产妇签订《授权委托书》授权家属决定，还要看授权书是否其真实意愿表现。即使是其真实意愿，但产妇意愿改变后，也要依据其改变后的意见行事。

 

王晨光还表示，假如在产妇和家属都要求进行剖宫产、而医生判断不需要剖宫产的情况下，医院一定要有比较充分的医学理由，向产妇和家属交待清楚进行手术可能造成的危害。在履行完告知义务后，医院也不能违背产妇本人的意愿。若自然分娩和剖宫产两种方案都可行，决定权在产妇。如果医生违背产妇意愿，即剥夺其基本民事权利，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万欣也认为，如果患者与家属意见不一致时，治疗第一选择权应在患者。虽然法律规定明确，但现实中的医患环境更为复杂。

 

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莹对记者表示，现行法律确实赋予患者自主权，但是现实医患环境让这一规定难以执行，根据已有经验，在家属不同意签字的情况下，若手术出现问题，院方可能面临家属闹事、起诉，医院为规避风险，仍保留“患者及家属同意签字”原则。

 

根据北京妇产医院产科副主任丁新的临床经验，产妇有部分决定权，但是否必须进行剖宫产需要医生根据生产时的具体情况决定，不能因为产妇感到疼痛医生就采取剖宫产。因为有些产妇有能力顺产但自己要求剖宫产，这种情况可能造成疤痕妊娠、大出血、凶险型前置胎盘等问题。按常规情况，生产时如果医生决定了剖宫产，应该向家属说明情况，并让家属签署同意书。

 

多位受访法学人士指出，现实中许多医院是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行“患者及家属同意签字”原则，但如果和《侵权责任法》的“患者书面同意”原则冲突，应该按照上位法《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该案的另一疑点是，产妇马丽是否在没有家属、护士的陪护下，独自一人走到窗边跳楼？

 

院方的说法是，产妇系成年人且无精神病史，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即使在待产室内医院也无权限制其人身自由；一般产妇顺产产程长达数小时，中途多数会起身在分娩中心外与家属谈话或散步助产；该产妇曾多次走出分娩中心与家属沟通，因此其最后一次走出待产室时，助产士未料到该产妇进入待产室对面的备用手术室跳楼身亡。

 

丁新介绍，产妇在生产过程中，一般不允许产妇走出产房。产房有医生护士陪护，但产妇如果要活动，医护人员不一定拦得住。

 

根据目前已知信息，张莹及万欣均认为，医院在产妇出走至跳楼过程中涉嫌未尽到看护和安保义务。

 

王晨光认为，产妇在生产期间死亡，即便是自杀，医院也要承担疏忽管理的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54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认为，在分析这一事件时，必须考虑其极端性与偶然性，如医院的看护责任应该是有限的，并不能像精神病人坠楼那样承担无限责任，产妇四处走动利于生产，但医生无法预见产妇会采取跳楼的极端事件。这起事件之后，各医院妇产科应该将产妇因疼痛难忍而跳楼，作为可预见行为加以防范。

 

至于该事件是否医疗事故，还需经过鉴定程序，目前尚不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