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5岁的赵天怡，打出生起就没见过爸爸，还曾隔三岔五被患有精神病的母亲打得鼻青脸肿。

她的手臂上，全是一道道浅白色的伤疤，撩开头发，能找到被打破留下的痕迹。邻居时常看到，放学回来的她被母亲关在门外，在寒风中一遍一遍喊着母亲开门。老师曾经看到，她捡起同学吃剩的半个苹果。

以在建筑公司做资料员的解福先为首，16个30岁至50岁的陌生人组成的“爸妈团”，把天怡从母亲身边“偷”了出来，并负担起了这个女孩儿的生活。这个孩子的生命，开始书写出另一种可能。

学校、社区、邻居、派出所，甚至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几乎每个在她生命中路过的陌生人，都在关键节点上对她伸出了手，让一切没有变得不可挽回。

“这孩子能活到现在，真是命大啊”

解福先记得，第一次见到赵天怡时，小姑娘的脸上满是淤青和抓痕，右眼肿得睁不开，正趴在火车站工作人员值班室的桌子上写作业。

他试着和天怡说话，但她只是点头或摇头，偶尔轻轻地“嗯”一声，一脸防备和紧张。

当时，天怡已经在车站的职工宿舍里住了3天。

从她家的青砖瓦房出来，穿过窄窄的巷子，走过长长的、架在铁道上的天桥，就是黑龙江省北安市火车站的候车室，这是天怡能找到的最近、最暖和的地方。

那是2011年10月底，这个北纬48°线上的小县城，已经开始飘起雪花，气温零下10摄氏度。

不到1公里的路，当时身高不到1.5米的天怡走了将近20分钟。她背着书包，带着一头一脸的伤痕，穿着一身“黑乎乎、油腻腻”、“已经看不清底色”的校服和单薄的球鞋，脚都“冻木了”。

 

 

 

那不是她第一次被母亲打得逃出家门，也不是火车站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收留她。

“车站的工作人员几乎都认识她了。” 社区主任和丽华对记者解释，“都知道她妈妈是个精神病，发作的时候，木棍、铁锁……都往孩子身上招呼。”

这个社区的低保户有700多家，赵天怡家是其中最困难的。那几年，和丽华经常接到邻居举报，“听到孩子哭得特别惨”。她赶过去时，往往会见到天怡立在墙根儿底下，一动不动，只是小声抽噎。

“她妈妈说，我打自己的孩子，你们管得着吗？我们也只能劝，拿她没办法。”和丽华叹息着回忆。她曾多次收留天怡，让她在街道办的办公室里过夜。

候车室、街道办、派出所……甚至是开烧饼店的同学家，都曾是天怡挨打后，暂时躲上几天的地方。

后来，邻居们发现，听不到孩子的哭声了，取而代之的，是隔壁屋子里传来的“哐、哐”声。那是因为，天怡的妈妈“用毛巾把孩子的嘴堵上了”。

老师和同学们，也都注意到了这个总是身上带伤的女孩。

“被打得实在太惨了！”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学校党委书记历红梅“噼里啪啦”地诉说了起来，“眼睛肿得要封住了，脸上都是‘血凛子’，身上没有一块好地方，瘦弱得能叫风吹倒……那种揪心的感觉我到现在也忘不了！”

学校有爱心超市，专门接受学校师生和社会捐赠的衣物，历红梅从里头挑出“最新最好看”的衣服，一股脑儿都给了天怡。她想，“一定得帮帮这个孩子”。

正是历红梅找到了解福先。那时，热心公益的解福先，每个月都会给学校捐赠不少物品。历红梅想，“他或许能帮帮这个孩子”。

自此开始，解福先和几个像他一样热心公益的朋友，经常给天怡家送衣物、食品。

每次见到天怡，总见孩子身上带着伤，这让解福先无论如何都无法安心，甚至“失眠”过几次。他担心“哪天她妈妈精神病发作，失手把她打死了”。

他还记得，有一年大年初五，他带着几个人去天怡家送米面。“她家三道门，我们进一道门，她妈妈就在身后落一道锁”，窗户都蒙着，大白天竟然“黑得什么都看不清”。现在回想起来，解福先都觉得有点儿“毛骨悚然”。

就在这样的黑暗中，天怡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两眼直勾勾的凝视着地板。那张床一米多宽，半边堆着杂物，另外半边，是天怡睡觉的地方。

他伸手在杂物上一按，在厚厚的一层灰上，按出一个半厘米深的指头印。屋里饭桌上放着半碗骨头，那是他年前来的时候就看见过的。

“我问她‘你在干什么？’她说，‘就坐着’。”这一幕，让解福先觉得，心里“像针扎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