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非权威教材首次受到质疑。事实上，教材出错的新闻近年来屡见报端。

彭帮怀是郑州一家作文培训机构的负责人。他阅读了今年秋季上市的人教版初中七年级上册语文课本后，发现多处错误和待商榷之处，“我目前找到了３２处，可以定性的至少有１０处。”

他说，最明显的错误是，“沐浴”的“沐”字写成了“沭”，多了一点；“虽有嘉肴”应为“虽有佳肴”；“九月九日重阳节”应明确标注为“农历九月初九”等，另外还有与《课标》规定不符５处、语法错误３处。

彭帮怀说，他分别给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总编、责任编辑、编辑寄去了信函，均未得到回应，无奈之下，他将人民教育出版社告上了法庭。目前，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此案。

人民教育出版社公共宣传办公室主任吴海涛说，彭帮怀指出的问题真正属于硬伤的并不多。对于硬伤，他们会在新版教材中予以修订。他还说，各地教师每年都会向出版社反映教材使用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他们近期会汇总相关问题，在网站上发布更正说明。

 

 

这不是彭帮怀首次同教材出版机构较劲。２００６年，他挑出苏教版小学课本中的６０余处错误；２０１０年，他以教科书“达不到国家标准、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为由将人民教育出版社告上了法庭，不过，他的诉讼请求最终被驳回；今年年初，他还发现，人教版小学教材称开天辟地前，盘古“昏睡了十万八千年”，而苏教版小学教材则称“昏睡了一万八千年”，相差了整整九万年。

教材出错并非个案。近年来，曝光于媒体的一些错误令人啼笑皆非。例如，教科书的插图中，屈原、祖冲之的衣襟被穿反；荀子坐在凳子上读那个时代不可能有的纸质书；韩愈的生卒年被搞错，只活了１５年；李白的诗句“我寄愁心与明月”变成“我寄悉心与明月”等。不独语文，外语、历史、数学、物理、地理、生物等教材都曾被人挑出诸多错误。

对于教材出现错误，不同人士表达了不同看法。采访的一些出版界人士认为，图书出版环节众多，允许存在一定的差错率，只要差错率没有超过国家规定的范围，就属于质量合格，教材出版也不例外。

据了解，我国《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第五条规定：差错率不超过１/１００００的图书，其编校质量属合格。

不过，一些家长和教师更倾向于对教材差错实行零容忍。郑州市第七中学老师李婧曼认为，教材不同于一般图书，它和词典一样，都属于规范性的出版物，其影响非一般出版物可比，理应以更高标准对待，尤其是对一些知识性差错，更要实行零容忍，“否则会对学生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相比于教材中的错误，更让彭帮怀寒心的是出版社面对错误的态度。彭帮怀称，每次他向相关出版社反映教材中的错误，出版社要么对质疑不予回应，要么就以其他言辞推脱。之前，他虽然多次将出版社告上法庭，但最终均以失败告终。

受访家长认为，教材出错非小事，一旦发现错误，出版社应该勇于承认错误并及时更正，而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对错误视而不见。马虎草率、不负责任的态度，比错误本身更贻害无穷。

一些出版界人士认为，急功近利的出版之风是教材出错的重要原因。一位在河南出版集团任职的业内人士告诉，出版社以利益为导向，出书越多、周期越短，利润相对也就越高，教材出版属于利润较为丰厚的领域，一些出版社为了多出书、快出书，审校环节就会放松要求或者缩短时间，导致错误增多，教材质量下降。

还有一些业内人士将矛头指向当前的教材出版管理制度。民办教材开发研究机构北京仁爱教育研究所负责人说，教材从编撰、审订，到出版、发行，均由少数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出版社一手包办，这导致民间力量很难参与教材的编写、发行，难以形成有效竞争，教材渠道的垄断封闭性也使其脱离了大众监督。同时，教材的使用主体——学校、教师、学生也没有选择权，很难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要自主选用不同教材，很容易导致一些质次价高的教材流入教育市场。

“行政色彩过于浓厚，是目前中小学教材出版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２１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减少行政干预，建立公正、透明、民主、科学的教材选用机制，充分尊重学校、老师和学生的选用权利，真正实现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保护教材编写者和团队的利益和积极性，才能充分保证优秀教材脱颖而出，也才能不断完善提高教材质量。

还有一些教师建议，建立完善的追惩制度，设立黑名单和召回制度，如果教材出现知识性错误或其他严重错误，应责令出版社召回图书，并将其列入黑名单，一段时间内不能进入教材招投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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