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新华字典》上有一句例句，在如今被广泛传播：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然而今年的高考已经结束，当年的张华和李萍们，命运可能已经天差地别。阶层固化的壁垒真的可以用一场考试来击
1998年的《新华字典》上有一句例句，在如今被广泛传播：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然而今年的高考已经结束，当年的张华和李萍们，命运可能已经天差地别。“阶层固化”的壁垒真的可以用一场考试来击破吗，社会的现状是很多精英阶层早已让孩子放弃高考转而留学——高考，真的能改变命运吗？导演郑琼用了一部纪录片回答了这个问题，她用6年时间拍了三个孩子。让你看到三个阶层，面对“读书”这件事，是怎么辗转了自己的命运。一部叫《出·路》的纪录片，把甘肃会宁，湖北咸宁，北京这天南地北的三个地方串连在一起。农村孩子，小镇青年，国际大都市里的少女。
2009年，北京南锣鼓巷的小酒吧开张，央美附中的辍学生袁晗寒忙前忙后地张罗，她主动放弃了高考。打理她自己的小店，铺面2万元一年。
湖北咸宁的复读生徐佳在头顶的风扇和雪山般堆叠的参考资料里，开始自己的第三次高三生涯；他决定走高考这条路，一走就是三年。
甘肃会宁14岁的马百娟希望以后去北京上大学，毕业后打工，一个月挣一千块，尽管这时全家一年的开销是，50块。高考于她，如同水中月，你可以很近的看到它的皎洁清莹，其实离得还很远。
在纪录片的开始，他们都想要去自己光明的未来。
（从左到右依次是袁晗寒，徐佳，马百娟）
马百娟，生活在甘肃山区，12岁的她才读二年级，村里就只有一个破败的小学。她在日记本里写到，她理想中的生活就是去北京上大学，打工赚钱，一个月挣1000元，给家里买够吃的面，够吃的水（野鹊沟的人一生只洗两次澡）。但事实上，最后她连小学也没能念完。
徐佳，生活在湖北，是一名高三复读生，他已经复读了三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实现父亲的遗愿，考上好大学，分担家庭的压力，安安稳稳地成家立业。他将录取通知书带到了父亲的墓前，他今后一生也将按照规划毫无例外地走下去。
袁晗寒，生活在北京的17岁艺术生，从央美附中辍学在家。她有天马行空的想法，总是想一出是一出。她每天要对抗的最大的敌人就是“无聊”。“一代搞制造，二代搞金融，三代搞艺术。”优渥的家境、丰富的资源、出众的绘画天赋却始终没能让她找到可以坚持的事情，她依旧在彷徨。
山区的马百娟，无法想象另外两种人的生活，因为1000元就已经是她最具体的梦想了。徐佳也无法像袁晗寒一样追求自由自在，他把家庭的压力抗在肩上，“以自我为中心”是他不敢想象的事情。同样，可以轻易放弃学业，有能力出国的袁晗寒，也无法想象这世上还有前两种单调生活的存在，他们生活中的困境，对于袁晗寒来说都是小事一桩。就像高考的AB卷，同样的考场不同的试卷。
2014年6月，马百娟的父亲说“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对于她的命运，父亲盖章定论了。“再没有别的出路。”16岁的马百娟，嫁给了表哥。现如今她在表哥工作的陶瓷厂劳作，日复一日吸着粉尘，陶瓷厂就在她当年退学的水车小学隔壁。
2015年，从德国回来，袁晗寒去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实习。同年，她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艺术品投资公司。家里人并没有指望她事业成功，她自己喜欢就好。对袁晗寒来说，试错成本是低的。她可以选择学业，选择职业，也可以选择，随时换个目标。
2018年，徐佳通过自己的努力摸到了中产的边，在武汉有了车有了房也结了婚。虽然他奋斗的终点，还远未到达袁晗寒的起点，但他却是是三个人中，唯一一个确实通过高考改变自身命运的人。当徐佳被问到阶层的差距时，徐佳说“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我会努力去改变。”
有人的地方就有贫富差距，但是只要你愿付出努力，我想明天的你要比今天的你富裕，这个富裕可以是经济上的，也可以是脑袋里的。高考我想是大部分人改变自己未来最好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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