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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我仍然不喜欢英语。不是因为我是教语文的，也不是因为我的什么民族感，而是源于刚开始学英语时的一次经历。
初中时，来了一位实习教师，年轻的男老师。一次上课，叫我回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偏偏我那天严重感冒，嗓子说不出话，于是我不愿回答。结果，老师给了我一个一直让我忘不了的评价——差生。原本英语就不算好，于是我干脆的不再开口说了。英语也就成了我所有学科中最差的，自然也就越来越不喜欢这门学科了。
也许没有这个老师的评价，我的英语也一样不会出色，但是毫无疑问，因为这件事，我就更讨厌这门学科了。
现在的学校里，你不会从老师嘴里听到这两个字了，因为这是严令禁止的。可是，嘴上不说，心里面就一定没有这样的想法了吗？
什么样的学生是“差生”？按照现下的情况来看，考试成绩当是最主要的评价。当然，如果再有品行上的问题，那么就更是毫无疑问的贴上了“差生”的标签。其实，这样的评价标准并不一定合适。
从品德上看，这样的评价就不准确。古代就有“性本善”和“性本恶”的争论，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我个人偏向“性本恶”。人的自私、占有的欲望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只是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人们发现没有他人的协作无法获取成功，这样人们懂得了要相互帮助。这是一个长期培养的过程，阶段性的评价标签不应当成为学生成为“差生”的理由。这时候的学生的缺点恰恰彰显了教育的失误和不足，恰恰是教育者自己应当进行反思改正的。与其给学生贴上“差生”的标签，不如给教育者贴上“无能”的标签！当然，这里的教育者绝非仅仅是学校的教师，学生的家长，甚至整个社会在这其中都有着自己的问题。问责应当从社会、家庭和学校三方面来追究。毫不客气的说，学生行为习惯和品德上的一些问题，社会和家长的责任恐怕要占到80%以上。
从学科学习的成绩上看，这样的评价同样是不合理的。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曾经有这样的一段话：“对智力才能的不平等，早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学生自己也渐渐看清了，他们把这种不平等理解为注定的、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达到同样智力发展限度的原因，——这种情况正是今天实现全面发展思想中遇到的一系列困难和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微妙而复杂的问题的根源。教育者的任务就在于，不要让某些受教育者感到这种不平等是一种不幸。”在这里，苏霍姆林斯基肯定了智力发展的不平等，这一点一定是深受教师的欢迎的。这种不平等意味着某些学生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下难以取得学科成绩上的进步。现行的教育充斥着功利——好成绩意味着好学校，好成绩意味着好工作，好成绩意味着将来的好生活。无论是社会、家长还是学校，衡量教育的标准都是学科成绩。一旦成绩不能达到预期，各种责难便纷至沓来。
既然人的智力才能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为什么要求所有的人都能取得一样的成绩呢？人的才能可能体现在不同方面，有些方面的才能可以通过简单训练得到迅速的提高，而有些方面的才能则取决于人生活的环境和长期的熏陶培养，绝不是短短的几年，靠学校每年的几十节课能解决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进行这样的毫无理由的比较和要求呢？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功利！
因为功利，我们可以看到教师在课堂上进行着机械的训练，一张张的练习卷铺天盖地；因为功利，我们可以看到教师剥夺了学生自己的时间，贴身紧逼式的辅导始终伴随。而这一切还总是有着冠冕堂皇理直气壮的理由——我是为学生的将来负责，是为每一位家长负责。同样，我们也看到家长们的欢呼：多么尽职尽责的老师！
曾经有一位学生，在学校的历次考试中成绩都不合格。因为年龄关系，无奈离开了学校。两年后，这位学生回到学校看望老师，告诉老师他现在和别人一起创立了公司，承接了霓虹灯的制作，一年的收入有十几万。他在学校备受歧视，因为成绩很差；到了社会，备受尊重，因为他善于交往，待人诚信，动手能力强。这就说明，选择好自己的适合的道路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这个学生仍然在学校里接受老师的贴身紧逼，那他其他方面的才能何时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呢？
还有一个有趣的实例。我的一位朋友从事的工作是国内外学生的交流学习。曾经有两位澳大利亚的初三学生来南京参加交流。他们违反了纪律，接受的处罚是取消自由活动两小时。看到其他同学在参观点自由的游玩，这两个学生要求表演节目作为处罚。于是在半小时之内，两个学生自己创作了一段“ＲＡＰ”，一个人打响指，一个人表演。到了晚上和南师附中的同龄学生联欢时，又请了一位同学弹钢琴进行表演，大获成功。他们没有什么音乐几级的证书，可是却能这样自主的创作表演。回想我们呢？我曾经问一位钢琴十级的学生能不能演奏一段歌曲，得到的回答是不行，因为老师没有教过，因此即使有曲谱也不知道两只手怎么配合。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练琴只是为考级，而不是真正的把音乐融入到身心之中，融入到个人长期的成长之中；学习只是为了分数，和人的全面成长无关。教育的功利可见一斑。 小宝门门都考了100分~~~喂，醒醒，枕头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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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