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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真讨厌!”小猫汤姆和托比都这样想，“我们一定要摆脱它。”
然而，无论走到哪里，汤姆和托比发现，只要一出现阳光，它就会看到令它烦躁的自己的影子。
不过，汤姆和托比最后终于找到了各自的解决办法。汤姆的方法是，永远闭着眼睛。托比的办法则是，永远待在其他东西的阴影里。
这是我在我的一篇文章《2005年的七个心理寓言》提到的“逃避的寓言：小猫逃避影子的招数”。这个寓言想说明的是：一切心理问题都源自对真相的扭曲。
一开始，被扭曲的真相都是阴影，即生命中的负性事件，这个负性事件超出了我们当时的承受能力，我们只好靠扭曲它来缓解痛苦。但是，等扭曲成为一种习惯后，我们不仅会扭曲负性事件，我们还会扭曲生命中的所有事件。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越病越重。
扭曲的方式可以归纳为两种：闭上眼睛，不看负性事件，但最终什么都看不清了;投身于阴影之中，既然不能战胜阴影，就干脆向更大的阴影投降。
采纳前一种方式的人，以后容易被强迫症、焦虑症、社交恐惧症、神经衰弱症等种种神经症纠缠，他们习惯以为，一切责任都在自己身上。采纳后一种方式的人，他们不仅拒绝为自己的痛苦承担责任，而且会将责任嫁祸给其他人，而这就会导致邪恶的诞生。
以恶制恶：小恶人的诞生
“善人自爱，恶人自恋。”咨询师荣伟玲说，“善良的人自爱，也能推己及人，体谅他人的痛苦，像爱自己一样爱着别人。邪恶的人自恋，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自己是‘人’，而别人都是‘物’。他们拒绝为自己的痛苦承担任何责任，这样一来，他们就必然要寻找替罪羊，以代替他们承担责任。”
从年幼的“小恶人”变成真正的“大恶人”，恶人的形成过程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荣伟玲说，一般来说，“小恶人”有一个可以自恋的基础，譬如帅气、漂亮、能力超群、高智商、高社会经济地位等等。但这个自恋基础常被无限夸大，最终，恶性自恋者也认同了这一夸大，并从这一个“卓越点”出发，最终产生了一个完美幻想———“我是永远正确的，如果错了，也一定是别人的问题。”
但同时，“小恶人”也必然会遭受自卑的折磨。因为，哪怕有再多的“卓越点”，“小恶人”也必然有不如人的地方。既然他已假定自己完美，那么任何一个不如别人的缺陷都会令“小恶人”感到痛苦。不过，“完美幻想”是绝对容不得挑战的，“小恶人”的父母以及其他重要人物不断地帮助“小恶人”巩固这一幻想。这样一来，“小恶人”就会奋力将自己的缺陷———这一“生命的阴影”———进行扭曲，最终达到对此视而不见的境地。
15岁女生：“我是撒旦的女儿”
因为成绩下降，广州15岁的初三女生阿颜(化名，以下同)主动来看心理医生。
阿颜的表面问题是强迫症。譬如，看电视时，有一种力量强迫她一定要找到“最好的位置”。她一会儿坐在沙发左边，一会儿坐在沙发右边，一会儿又坐在中间……不断地探索“到底哪个位置最好”，为了找到这个位置，她甚至会一寸一寸地挪动，但她永远找不到所谓的最佳位置，所以总是处于焦虑之中。阿颜知道这有些荒谬，但她无法控制自己。
此外，在坐车时，阿颜也会一遍遍地检查自己有没有丢东西。更多的强迫症出现在课堂上，一旦出现注意力不集中，阿颜就会非常难受，她对周围同学的窃窃私语、老师的偶尔口误等等也非常难以忍受。总之，课堂上的任何“不完美”都让她痛苦。阿颜以前成绩一直居年级前10名，但最近有两次跌到10名以下，这进一步引发了她的焦虑。
强迫症多发于中学 强迫症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神经症，中学是其高发期。一般来讲，强迫症是对过大的学习压力的反应。对很多学生来说，学习已完全变成了一种责任或压力，他们很少感觉到学习的乐趣，但处于责任感，仍然不得不强迫自己拼命学习，这时强迫症就容易发生。可以说，强迫症就仿佛是一个替罪羊，“我都这么努力了，学习还不好，就不是我的责任了。”
强迫症只是阿颜的表面问题，阿颜的梦透露出了更严重的问题：她想做“撒旦的女儿”。
阿颜最近的梦常带有血腥的味道，她说：“我经常梦到战争的场面，鲜血流淌，残肢遍地，到处是监狱，到处是拷打与逼供。”
更关键的是，这些血腥的梦并没有带给阿颜丝毫不安，她甚至告诉荣伟玲说：“我喜欢做这些梦。”
阿颜透露了她的理想：“我要做中国的赖斯(注：赖斯曾是美国国务卿，被称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女人’)，我梦想有一天拥有和她一样的权力。”但是，阿颜不想通过正当的途径成为“中国的赖斯”，她告诉荣伟玲：“我想成为撒旦的女儿，譬如做黑社会老大的情人或妻子。”
既然喜欢权力，为什么不想做警官、法官等代表着正义一方的权力角色，反而去做邪恶一方的权力角色呢?阿颜回答说：“正义一方，做事情必须守规矩，接受法律和伦理道德的限制，我不想被限制，就是喜欢无法无天。”
好成绩成为她的“保护神” “中国赖斯”是父母给阿颜树下的“大志”。阿颜在广州附近一个县城长大，从小特别聪明，父母非常溺爱她，认定她这辈子会成为大人物。当赖斯成为美国政界的明星后，父母注意到阿颜和赖斯长得有点像，于是不断拿赖斯的故事鼓励阿颜。因为学习好，阿颜也得到了小学老师的宠爱和同学的尊敬，这让阿颜的自豪感一直膨胀。
但是，她的自豪感很快遭到了挑战。上初一时，父母工作调动，她也随父母来到广州上学。阿颜一家在广州有很多亲戚，她身边一下子多了四五个同辈的堂亲和表亲。但是，他们瞧不起阿颜，不仅嘲笑她是“土包子”、“乡巴佬”，还常联手欺负她，几次把她打伤。
在学校里，阿颜也遇到麻烦。一些女生联合起来捉弄她，一些男生嘲笑她难看，“长得像赖斯”不再是她引以为傲的优点，反而成了她屡屡被人捉弄的缺点。
这些挑战持续了一年多，直到上了初二下学期才基本结束。首先，因在整个大家族的同辈中成绩一枝独秀，阿颜成为家族宠儿，长辈们纷纷教育孩子向阿颜学习，“看看你们，你们什么时候才能追上阿颜呢?”阿颜也学会了利用长辈们的宠爱，一旦再被同辈的堂亲或表亲欺负，她会毫不犹豫地告状，而她的“敌人”也无一例外会遭到父母的斥骂，以前那些瞧不起她的堂兄弟和堂姐妹慢慢地再也不敢捉弄阿颜。
接着，阿颜也在班级里赢得了地位。阿颜从那些经常捉弄她的女生中挑选了一个比较弱小的，然后找机会狠狠地和她单独打了一架，把她打得跪地求饶。接着，阿颜又“恶人先告状”把事情捅到了班主任那里。因阿颜是“成绩优秀的好学生”，而这名女生是“差生”，班主任明显偏袒阿颜，只将那名女生斥责了一顿，而阿颜没有得到任何惩罚。就这样，阿颜凭借好成绩和心计让那些女生不敢再欺负她。
阿颜知道，好成绩是她的保护神。所以，等成绩出现下降之后，阿颜担心自己再次陷入以前孤立无援的地步，这是她主动来看心理医生的真正原因。
心理分析：以恶制恶，越陷越深 荣伟玲说，如果只看阿颜“以恶制恶”的手段，不能将她归为“小恶人”。但是，阿颜的血腥梦和白日梦展示，她正在邪恶路上越陷越深。
童年，父母给阿颜种下权力欲望的种子，阿颜也借好成绩获得了权力感。但是，刚来广州的一年多时间里，她的权力感受到了极大挑战。同辈人的羞辱让阿颜非常焦虑，这反而进一步促发了阿颜的权力欲望，正是这个时候，她开始做一些白日梦，“我想象自己真的像赖斯一样，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女人，颐指气使，为所欲为。”
她憧憬爱情，但她的爱情核心不是亲密，而是权力。她描绘说：“我想要一个爱人，非常有手段的外国人，他听命于我。”这是一种很明显的“扭曲真相”的心理防御机制：既然现实中的男人鄙弃她，那么她干脆去构造更美妙的梦，这样一来就仿佛是，“不是他们抛弃我，而是我抛弃了他们。”
阿颜从不打扮，她说：“我希望我打扮起来，会像灰姑娘变成白天鹅。”这也是一种逃避真相的心理防御机制，她幻想“如果我好好打扮，就可以很美”，但她就是不打扮，因为一旦打扮，她就得面对“打扮了也可能不漂亮”这个事实，这会粉碎她的完美幻想，所以她干脆不去尝试。
“每个人眼里的世界都不一样，自爱的人会看到爱，但自恋的人会看到竞争。”荣伟玲说，“可惜的是，阿颜的父母只教会了她竞争，没有教会她爱。在他们的教育之下，阿颜过分地追求高人一等的感觉，而无法接受自己有不如人的缺陷。”
荣伟玲说，父母能给予孩子的最宝贝财富是无条件的爱，而不是“教育”。如果阿颜得到了充分的无条件的爱，那么她就会自爱，她就会接受她长相一般、成绩偶尔会不如别人这些真相，因为父母无条件的爱让阿颜深信“我就算长相一般、成绩一般，我依然有价值，我依然会得到别人的爱”。然而，阿颜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是有条件的爱。那就是，她只有取得好成绩，父母才爱她。不仅如此，父母教给她的是“强权观念”，“只有你比别人强，我们才爱你”。这种教育在阿颜心中种下了恶的种子。并且，初中一开始的那些经历似乎也验证了强权观念，“只要我的成绩比别人好，我就可以为所欲为。”
“阿颜看起来像是担心学习成绩，但她实际上是担心自己不能高人一等。”荣伟玲说，“这样的孩子很容易陷入强权观念和强迫症，因为学习不能直接让他们感受到快乐，他们只关注学习的副产品———高人一等。他们是如此在乎高人一等这种感觉，所以哪怕学习是一件再无趣不过的事情，也仍然会强迫自己全力以赴地努力学习。”
“这样的孩子极其可怕，”荣伟玲说，“他们就像是一个烂熟的大西瓜，看上去很光鲜，有充分的骄傲资本，但其核心是腐烂的自卑。恶性自恋者的内心深处其实非常脆弱和无助，谁挑动他腐烂的核心，他就会失控并进行疯狂报复。”
“我已掌握了权力的秘诀” 阿颜是通过学习成绩确立自己的权力的。相比之下，深圳一名高二的学生阿雄的手法更加高明。17岁的阿雄成绩一般，有点口吃，而且有点驼背，这让他从初中起经常成为同学们的捉弄对象。
高一时，阿雄改变了这一局面。他先是主动跟随同年级的一名“老大”，并得到了他的保护。但阿雄没有满足于被保护，他通过挑拨离间的方式渐渐孤立了“老大”，然后在其他同学的帮助下和“老大”打了一架。因为事先进行了周密规划，阿雄“意外”地击败了“老大”，并取而代之成为校园暴力一族的“一号”。以前的“老大”是通过斗狠斗勇树立自己的地位的，但阿雄是通过头脑，他不主动惹麻烦，但如果谁对他构成挑战，他会毫不犹豫地下狠手让他屈服。此外，如果学校里出现了其他小团伙，阿雄会用威逼利诱和挑拨离间的手段将其瓦解。
在写来的信件中，阿雄宣称：
一次又一次，我品尝到权力的甜蜜。现在学校里的同学见了我都是又怕又敬，我喜欢这种感觉。以前受过的屈辱我都铭记在心，那些欺负过我的人我都一一报复过了，但我不会做得过分，只要他们当众向我认个错就可以了，因为我明白我的宽宏大量会带给我更大的威信，我不会只斗狠斗勇，像个莽夫一样。
我相信，我一定会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因为我已掌握了权力的秘诀。
阿雄说，他一开始没有想过他会这么喜欢权力，是校园暴力教会了他这一点。在来信中他还讲到，每次被欺负后，他都得不到父母的理解，他们会斥责他“没用”，“有本事就自己去搞定，别整天为这些小事烦我们。”
如果说，被人欺负是阿雄生命中的阴影，那么这就像本文一开始提到的寓言，既然没有人陪伴他直面这个阴影，既然他无法逃脱这个阴影，他只好去投身于更大的阴影中。阿颜也是如此，为了逃避小恶带给她的伤害，她干脆投身于更大的邪恶之中。
一些小恶激发了一些人更大的恶念，邪恶就是这样在我们身边逐渐衍生的。
逃避责任：“我与撒旦签署了协议” 因为没有人分担并化解他们的阴影，阿颜最终投身于邪恶的怀抱，这种情形在成年人身上一样也会发生。
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斯考特·派克在他的名著《邪恶人性》中提到这样一个案例：
34岁的乔治是一名天生的推销员，他英俊、能言善辩、举止从容、很会讲故事，在被任命为公司某区的销售经理后，他在短短两年内让公司产品的销售量上升了3倍。但是，就在事业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他遇到了麻烦：他的脑子里经常出现一种声音，诅咒他死去。
譬如，一次他捐款55美分的时候，这个声音对他说“你将在55岁死去”;一次路过一个标有“45公里”的路标时，这个声音换成“你45岁就会完蛋”;要走进一栋大厦前，这个声音警告说“只要你一走进那栋大楼，屋顶就会塌下来，把你砸死”;即将开车上一座桥前，诅咒又变成“这可是你最后一次经过这座桥了”……这些突然闯进脑子的诅咒让乔治深为苦恼。他禁不住要强迫自己去挑战这些念头，譬如故意走进那栋大厦，再去走一次那座桥……当然，大楼的屋顶没有塌下来，他也没有在第二次经过那座桥时死去。他一次次地证明这种诅咒非常荒谬，可是一旦这个声音再一次出现，他仍然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检验它。
然而，这种声音层出不穷，每次都去检验它，耗费了乔治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和工作。不得已，他来寻找斯考特·派克的帮助。
派克对乔治说，他的问题是强迫妄想症，是比较轻的神经症的一种，而不是严重的精神病。不过，尽管派克是美国顶尖的心理医生，但他也不能立即将乔治治好。
强迫妄想症 强迫妄想症源于幼儿期，几乎同大小便训练同时发生。乔治已经无法记起怎样被训练上厕所了，但他记得，父亲曾因为小猫弄乱了房间而将小猫残忍地打死。无疑爸爸会用类似的严格手段来训练乔治控制自己的大小便。
强迫妄想症患者脑子里经常被插入“奇想”，这是因为患者内心深处相信，你想到了什么，就会导致相关事件的发生。譬如，因为嫉妒，5岁大的男孩会想“真希望我的小妹妹死掉”，接着他又担心妹妹因而死去。妹妹真的生病了，他会以为是自己的坏念头使妹妹得病，从而充满罪恶感。
奇想的倾向会随着年龄而逐渐消失。到了青春期，人们开始确信，但凭思考产生的念头不足以控制实际的活动。然而，饱受精神虐待的儿童，却无法逃脱奇想阶段。乔治坚信自己萌生的意念会成真，就是如此。
每天摸石头防止外婆死去 最后，经过了几个月的治疗后，乔治自己找到了解决办法：和魔鬼签署协议。他看了一本关于撒旦的书，虽然他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撒旦，但他觉得他无妨试一下让撒旦来控制他不去检验那些荒诞的诅咒。他对想象中的撒旦说，如果他再去检验这些诅咒，那么，撒旦就可以让克里斯———乔治最钟爱的小儿子早早死去。
在签署了这个想象中的协议后，乔治终于能克制住自己的行为，暂时不再去检验那些可怕的念头了。
乔治是在逃避，逃避很多痛苦。9岁时，他的爸爸成了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后来死在医院里。并且，就算他正常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可怕的父亲。有一次，因为小猫弄乱了房间，他闯进乔治的房间，暴怒地打死了小猫。乔治的妈妈虽然整天上教堂，但除了教条地教育孩子信仰上帝外，不能给乔治多少温情。乔治最爱外婆，但外公常疯狂地打老婆，每次好像都恨不得打死她。此外，乔治自己的家庭生活也很糟糕，和妻子的关系很不好。
实际上，乔治的强迫观念可追溯到童年。大约13岁的时候，他隐隐觉得，如果他每天不触摸一些石头，他最爱的外婆就会死去。那些石头在他上学的路上，平时上学时触摸很方便，但周六和周日就要专门这样去做。这种行为持续了一年多，乔治就这样通过摸石头的方式将对外婆的担忧压抑了下去。之后，乔治还发展出了一系列的强迫行为或观念，而最近的诅咒是最新的。第一次发展出强迫行为的时候，乔治还知道自己这样做的心理意义———防止外婆死去。但到了最后，他已不清楚强迫症的意义。
虽然有这么多的痛苦，但乔治告诉派克，他通过与撒旦签署这个“不真实的协议”，一下子就获得了解脱，那些可怕的诅咒再也不来纠缠他了。
恶人开始都背负太多责任 以如此轻松的方式化解这么多痛苦，这是一种可取的方法吗?派克的回答是：不!
派克认为，强迫症、焦虑症、社交恐惧症、神经衰弱症等所有的神经症患者与恶人的区别在于，神经症患者是给自己背上了太多不属于自己的责任，而恶人则恰恰相反，他们善于推卸属于自己的责任，推卸得越干净，恶得就越彻底。
在另一部著作《心灵地图》中，派克称，恶人一开始都曾是神经症患者。其实每个小孩子一开始都倾向于背负太多的责任，因为小孩子一开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会认为自己是一切错误的根源，如果父母不爱自己，一定是自己的错;如果父母整天吵架，一定也是自己的错……乔治就是如此，如果外公打死了外婆，他会认为是自己的错。于是，他想去制止，但他不具备制止这种恶行发生的能力，他只有去做摸石头这种具有仪式性的举动，以为这样就可以拯救外婆。
但是，如果一个人背负了太多不属于自己的责任，他很容易会出现崩溃。他不想再承担这些责任，不仅如此，他甚至想卸掉所有的责任。这个时候，邪恶就会诞生。乔治与撒旦签署“协议”，就是在推卸责任。 将责任推卸给象征性的撒旦只是一个开始，再往后，乔治就会和他父亲一样，将责任推卸给宠物、孩子、妻子……
这是很多人的心理转变历程。因为有一个糟糕的、有点邪恶甚至非常邪恶的父母，他们善于把责任推卸给孩子，经常指责孩子“我的问题都是你造成的”，“如果不是你拖累，我现在早成功了”，“我是因为你，才不离开这个家”……其实，就算父母不这样说，孩子们也会倾向于承担家里所有的过错。
但是，一些孩子最终会明白，这不是他的责任。于是，他拒绝继续承担这些责任。但因为矫枉过正，他们不仅拒绝承担不属于自己的责任，也可能会拒绝承担那些属于自己的责任。结果，他们就变成了父母的翻版。
“我宁愿做一条疯狗” 21岁的大学生王力，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家庭里。他的父母相互仇视，整天吵得不可开交，王力也经常挨父母的暴打和辱骂。不仅如此，他们一直指责王力应该为这个家发生的一切灾难负责。妈妈和爸爸吵架了，她会斥责王力不懂事。爸爸工作上出了麻烦，他回到家会把王力暴打一通，指责是王力带来了麻烦。
以前的21年，王力下意识里一直以为，他应该为在自己身边发生的一切负责。不仅如此，一旦同学或女友遇到了麻烦，他也会牺牲自己的一切帮助他们。
但在他21岁生日的那一天，他终于自暴自弃了，他在日记里写道：
你们一直骂我不是好人。我认了，我不想再伪装自己，委屈自己，去做个乖儿子。我宁愿自己是个地痞、流氓、无赖、没良心的不孝子。
够了!够了!我为家付出了这么多，你们却一直否认!我还要继续付出吗?!我宁愿做一条疯狗，宁愿做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哈哈哈哈，让一切见鬼去吧!
可以说，王力的这种放弃，和乔治的“与撒旦签署协议”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两个都不想再承受生命中那么多的阴影，他们想放弃，不想再承担任何责任。
但是，一旦他们真的这么做了，他们在童年的誓言———“以后我做爸爸了，一定不能像我爸爸那样”———就会化为泡影，他们就会逐渐变得和他们所憎恨的父亲一样可恶，甚至更可恶。邪恶，就是这样在家庭中一代传给一代的。
家庭里也常常见到邪恶
父母向孩子转嫁责任的行为往往看起来非常巧妙，甚至“合情合理”，但这种推卸责任的手法并不能掩盖其邪恶的意味。
小丽上高一了，她的卧室里有一张书桌，书桌有一个带锁的抽屉。有一天，小丽的妈妈偷偷复制了一把小丽的钥匙，打开了抽屉，偷看了女儿的日记，里面提到了一些朦胧的早恋思绪，但没什么实质内容。更要紧的是，抽屉里有一包女士香烟，已经撕开了，少了几支，妈妈怀疑是小丽偷偷吸了。
等小丽放学后，妈妈开始和她谈心：“妈妈尊重你的隐私，但妈妈想了解你，母女俩难道不应该多沟通吗?你能不能打开你的抽屉，让妈妈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妈妈想多了解你一点。”小丽极力反对，无论妈妈怎么劝说就是不听。最后，妈妈暴怒了，她威胁女儿说：“你再不打开，我就揍你。”听到妈妈这么说，小丽忽然跳到阳台上，对妈妈说：“你敢过来，我就跳下去。”看到女儿这么不听话，妈妈一下子晕了过去，被爸爸急送到医院。其他亲戚知道这件事情后，都痛斥小丽不听话。
家有小活宝，大活宝来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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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