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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文使用者越来越多。在北京这样的所谓国际都市，地铁上，三不五时会遭遇讲京片子特别溜的老外，而在广州，你碰到的黑人通常说一口流利的粤语，我甚至还在电视上看过用地道的成都话说着“巴适得板”的美国留学生……听到越来越多的老外说着越来越溜的中文，难免产生一个想法，中文是不是已经超越英文成为世界最流行的语言了？
这取决于你如何来定义流行。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近期的《福布斯》专栏中就把中文称为“使用者最多的本土语言”（largest number of native speakers）。他写道，“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是一个殖民者，今天说中国话的人大部分也只是限于中国本地以及海外的华人。”因此，即便现在中文的使用人数已在17亿以上，但这门语言也还远远谈不上世界的主流语言。中文仅仅是规模比较“大”而已，而这种大，很大程度上是托了中国人口众多的福。
李光耀乃游走于中英文之间的政治人物，年轻时也曾是一个民族情结浓重之人，因此，他所言说、比较的中英文，恐怕还不仅在于语言本身，更是在于语言勾连的政治、文化背景。按我的理解，李光耀把中文视为一种较为保守、内敛、封闭的语言，相对而言，英文则显示出了更多的外向、张扬，以及包容的活力。一言以蔽之，这是“殖民者”使用的语言。
想当年，英国探险家乘船满世界跑，他们来到南亚次大陆、来到澳洲、远渡北美、深入非洲丛林，在这些地方一住就是多年，拉夫抓丁，奴役当地土著人为他们劳动。可等到后来英国人拍拍屁股准备走人，才发现那些被殖民的第三世界人民却纷纷说起了英语。这倒不是由于英国殖民者当年大搞文化灭绝政策，对殖民地文化焚书坑儒。这更像是老板离开后，员工有点不舍，于是模仿起了老板的口音。说到底，亚非拉人民打心里痛恨奴役，但对于奴役者使用的语言，他们却带有几分挥之不去的眷恋，真是奇妙的心态。
英语，尤其是现代英语，不仅值得眷恋，更值得我们由衷钦佩。翻翻《英语史》就晓得，这门原属于西日耳曼语系下的一个小小方言，其创新与兼容并包程度何其之高。尤其是近世数百年来，英文无论在词汇量、短语、表达的丰富程度上，发展的速度都是令人惊异的，可以说，是这门语言本身的魅力，让它在世界的“语言市场”上获得了长久的竞争力，获得了尊敬。 我们可以通过任何一本语言史著作读一读16世纪的英文，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众多带有明显希腊、拉丁词痕迹的英文词根。阅读它们犹如咀嚼一段古老的文化根茎，其间的养分造就了最初始的现代英语。那也是欧洲大航海的时代，被认为代表当时先进文化的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词汇纷纷进入了英语词汇表，例如argosy（帆船）、armada（军舰）、cavalcade（船队）等一系列与航海有关的词汇，多借鉴于航海发达国家的外来语。而关于饮酒的词汇，如booze（痛饮）、brandy（白兰地酒）等，则是借鉴自酿造业发达的低地国家。英语专家李赋宁做过统计，除了拉丁系的语言，现代英语的来源更包括印度、波斯、希伯来、斯拉夫语……总之，英语从来就不是“一门”语言，它更像是一种融合了多元文化的繁杂的世界语，就如圣诞老人的礼物口袋，里边几乎什么都能装得下。
再看一份资料：现代英语中日尔曼语族的成分仅占全部词汇量的20%，高达80%的词汇为外来词。日语的情况更夸张，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曾经调查数千名日本民众，发现有81%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经常使用外来语。语言的背后反映的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日本人极擅长向外界学习。 那么，中文呢？ 作为“使用者最多的本土语言”，中文相比之下体现了古训“温良恭俭让”——我们只要保持独立性，与外界互不干涉就好了。当然，中文对于外来词汇吸收是吸收了一些的，但大多是在被迫不情愿的屈辱情况下，而且无一例外都要生硬地强译为方块字，在字形和词汇结构上，外语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中文，历史上曾引进的，不过是远古时期的印度语词汇，近代的一些日语翻译词汇。并且，每有外来词汇进入，总有人要动脑筋：该怎样把这些外来词改造得更像中国词，最好是能找现成的中文以作替代之用，如此就算是维护了语言的“纯洁性”。
长期这么搞下来，中文渐而成了一种纯修辞的语言，成了现代版的楚骚汉赋，但修辞过头，反又沦为另一种新的陈腔滥调。语言中的抱残守缺，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到底有没有帮助塑造出某种“国民性”，尚不敢笃定，但至少可以肯定，汉语为我们塑造了一种集体的外在形象，过去西方人熟悉的傅满洲这类文学人物，定义了说中国话的人注定在说中文时要配合着点头哈腰、作揖打拱、实则心怀鬼胎的神态。
某些极端的时候，这类语言上的修辞甚至仅仅是为了满足一部分人的虚荣心和自欺。我曾经和一位略懂中文的英国人聊到，为什么中文里那么多否定式的说法：“不谢不谢”、“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并且，中国极为在乎别人怎么说自己，也很容易被言辞触怒。
我告诉他说，这就叫语言上的虚伪。表面上谦虚，扮猪吃虎，实际上内心弱小、堕落得可悲。比如晚清，军事外交节节失据，却偏偏在外交文书里，要把English要翻译为“英狤猁”。本来译为英吉利即可，但加上代表野兽的反犬旁却能满足国人自我安慰的心理，狤猁二字的使用，为我们维护了语言上的面子，似乎也占了外人的“便宜”。面子到底价值几何另说，但整天都耗尽心思鼓捣这个，怎么可能有文明的进步，新知的引进？
曾读过某作家的言论：为了保持自己中文语感的纯粹性，他从不读外语作品，也不使用任何外语词汇。我佩服此人，读着蹩脚译文翻译来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却用中文为自己的懒惰与肤浅大找借口。于是，作家和知识分子们喊出的“修复母语”、“捍卫汉语的纯洁性”口号的同时，国家语委以及有关部门规定汉语必须“规范”使用、媒体上严禁英文词出现；于是，有关部门勒令电视节目里不得出现英文缩写，当新版《新华字典》收录两百余英文词汇时，百余名专家学者闹着要集体“杯葛”……
这些都深刻反映了我们在语言文化上的保守自卑。
由自卑催生的硬而臭的逻辑很难被扭转：我们的语言正在被其他的语言文化（例如英语）所玷污、异化，因此我们要更保守，捍卫祖国语言的纯洁；但越保守的语言，就越没有活力，越容易被外来语改变，而被改变的越多，反过来就愈加容易激发更保守的思想……这个恶性循环实在是无解。
凡此种种，显然不是李光耀说的“殖民者的语言”。实际上，小肚鸡肠的怨妇式中文，刚一出口就会让人听得分明，这是一门带有强烈的“被殖民者”色彩的语言，每一个音符都带有弱者的装腔作势。与殖民者的自信、强势与融会贯通相反，被殖民者使用的语言则处处显露一种因屈辱而自大的纠结特质。就像几十年前的印度人，当英国殖民者在1940年代离开的时候，印度甚至找不到一种统一的本土官方语言来描述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于是只好硬发明了一种印度的“官话”，以示民族独立。无疑，他们已经是军事和政治上的输家，那么语言文化，就成了殖民地人民捍卫“纯洁性”的最后阵地，万不可失手。
几个月前，创业偶像扎克伯格来到清华大学，一脸欢笑，磕磕碰碰地说起中文，让不少语言民族主义者感到欣慰，欣看中华崛起，万邦来朝。但必须泼冷水的是，马克同学只能算特例，不能代表大多数老外。实际上，大部分异邦人学中文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经商拿学位等等，功利性很强，与文化无涉——即便是扎克伯格，难道自诩热爱中华文化的他学中文就没有一点利益和生意上的考量？
中文并没有有些人想象的那么伟大，固然它有着幽然美丽的一面，但缺点与鄙陋也甚为显著。并且，别再瞎操心什么语言的纯洁性了，尝试着使用一种“不纯”的语言吧，否则，中文将继续保持与这个世界遥远的距离。
默默的把爱币数了N遍，到底该换点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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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