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名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善建议。

       2010年5月，主题为“提高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在南京举办。耶鲁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名校的校长们与中国同行展开交流。他们的发言，隐含着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善建议。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 莱文堪称中国高校通，他演讲的主题是“通识教育”。他认为，目前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缺乏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是缺乏跨学科的广度，二是缺少对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在绝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学校，本科教育是专识教育。一般来说，学生在18岁时就选择了自己的终身职业方向，之后就不再学别的东西了。学生是被动的倾听者、接受者，他们一般不会挑战教授的观点，把注意力放在对于知识要点的掌握上，而不是去开发独立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他指出：“跨学科知识的广度、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是中国学生最缺乏的。”在他看来，专识教育一般是指18岁就选定专业、不再学习其他课程，而通识教育则不同。美国本科阶段是通识教育，前两年学生可以尝试各种各样的学科，后两年再挑选专业进行学习。“不管是政治家还是一个企业的领导者，都需要经济学、法学、哲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而不是单科知识。”他说，美国教育模式强调的是互动式讨论，主动地去立论，挑战彼此、挑战教授、挑战权威，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他们不会要求学生去死记硬背，而是解决问题。“我们不应该往学生的脑袋里装家具，而是教给他们方法，帮他们搭个框架，让他们自己去设计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据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 汉密尔顿介绍，牛津大学现在总共有750名中国学生，中国学生非常优秀，在他所从事的化学领域，中国学生很容易在和其他国家学生的竞争中获胜。但是，他也认为中国学生欠缺一些挑战教授观点的能力，需要改善。从教育结果来说，东西方的差异并不大。不过，西方大学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自信，鼓励学生向教授挑战。中国学生往往不太愿意去挑战学术权威、发表不同的看法，不太愿意自主地进行创造性思维。他说：“我们鼓励中国学生做更主动的研究者和挑战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和倾听者。”在汉密尔顿看来，好的学习环境不仅取决于课程，还在于学习和传达机制。即便遭遇财务挑战，牛津大学仍然坚持传统而昂贵的导师制，“可以停止投资楼房和设备，也不会停止投资导师制。”汉密尔顿表示，“中国高校的新楼，牛津快比不上了，但我们依然坚持对人的投资，这是最根本所在。”

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 汉尼斯认为卓越是大学的一个核心价值观，也是大学的使命。如何衡量大学的卓越？斯坦福用五个指标来衡量：一是教职员工的生产率；二是所从事的研究对行业和同行的影响；三是获得的奖项和同事的评估；四是学生的质量；五是教学质量。他说，如果要给当前中国大学“挑刺”的话，除了中国学生讨论少、提问少、质疑少外，就是学生选择专业的时间太早。学生在18岁的时候，还不了解大学课程，更谈不上感兴趣，这时候让他们选择专业，并灌输就业的观念，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在我看来，本科教育不是为了让学生得到第一份工作，而是第二份、第三份工作，让他在未来的20年到30年中，获得整个人生的基础。”他指出，当前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主要是在质量建设上。在过去的20-30年间，中国大学更注重的是学生数量的扩张，现在则到了重视质量的时候了。世界上只有少数一些大学能够成为顶级大学，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大约快则20年，慢则50年。汉尼斯强调，在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斯坦福大学坚持了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过去学校也办护士、建筑等专业，但由于不能达到一流水平，干脆停办，集中精力办自己的优势学科。他说，“这一点，或许值得中国大学参考借鉴。”

在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看来，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尊师重道是悠久传统，学生尊重权威，课堂上对教授观点不敢有异议，百分之百相信老师。受文化差异的影响，中国大学培养创新人才比西方更困难。他认为，18岁就让让学生来决定读什么专业、未来从事什么工作，的确太难了。高校应该建立弹性机制，让学生可以更换专业，学生应选择最喜欢的事来做，如果做喜欢的事那会是一种享受，而家长则应充分尊重孩子。

与以往不同的是，本届论坛还邀请了4位著名企业代表。微软公司首席研究及战略官科瑞格蒙迪说，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最终需要去和世界各地、不同科学领域的人打交道。在这一过程中，跨学科的能力和合作能力非常重要。

根据《人民日报》、 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