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给大学带来的好处太多、力量太强，想改变要付出的代价也就高。资本主义的金钱逻辑几乎已经征服了一切，大学是最后未被征服的堡垒之一。能否创造性地解决市场规律与大学目标的冲突，对美国大学未来的健康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从外面看，美国简直就是高等教育的天堂。但从内部看，美国的大学充满了危机。许多人评论说，近十几年来，美国大学几乎天天出丑闻。
危机是什么？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自由派认为产业化的大潮淹没了学术独立，“9·11”后的反恐爱国主义威胁着大学中的言论自由。保守派则认为，大学被自由派所控制，只有10％左右的教授支持共和党。这些人把持大学后，就压制异端，使持保守立场的人难以在大学立足。
不过，两派都必须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大学费用的飞涨。以2002年的美元价值计，从1971—1972学年到2002—2003学年，美国两年制的公立大学的学费从820美元涨到1735美元；私立四年制大学的学费则从7966美元涨到18273美元。四年制的公立大学，2004年学费比上一年上涨10．5％，达到5400美元，是同年通货膨胀率的4倍。虽然中等家庭的学生平均只付这个标价的34％，但学费的上涨远远超出了通货膨胀率，最终还是会把中产阶级挤出高等教育。
这种现象已经发生了。普林斯顿的前校长威廉·鲍恩（William Bowen）在1990年代领导的一项对精英大学的学生构成的研究表明，从1976年到1995年，来自收入属于美国人口中最高的1／4家庭的学生比例，从39％上涨到了50％；来自收入属于最低1／4家庭的学生比例，也略有增加。真正被挤掉的，是中等收入家庭的学生。道理很简单。高收人家庭永远付得起钱。低收入家庭的子弟可以享受丰厚的奖学金。中等家庭的人想上好大学太穷，想申请奖学金又太富，只好放弃进名牌的机会。
这种学费上涨，有几个因素。首先，教育升值，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原来那种当一辈子工人，收入和教授相当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所以高等教育的需求增加，大家也愿意投资。第二，大学竞争激烈。各校为了创牌子，竞相高薪请明星教授、大兴土木，提高研究水平，无意中就把大学的成本抬了起来。第三，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人越来越不爱付税。如今保守主义当道，小政府的意识形态统治美国。税收（特别是州政府的税收）一少，州立大学的拨款就少，结果只好加学费。前几年经济不景气，州的财政收入萎缩，不得不大砍高等教育经费。所以近年来州立大学学费涨得特别凶。
流入高等教育的公共资源相对萎缩，公立（州立）大学的地位就下降，出现了精英大学私立化的趋势。比如，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研究性大学排名中，1986年前26所大学中有7所是公立大学，2002年有4所，2005年也仅有4所，而且2005年除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另一所私立大学并列第二十外，另外3所州立大学——维吉尼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密歇根大学，全排在前26所名校的末尾。不仅如此，这几所著名的州立大学也越来越私立化。有的州立大学，州政府拨款仅占其经费的20％多，主要靠校友和私人捐赠，越来越私立化。可以说，一流名校在实质上几乎全是私立。公立大学不仅学费不及私立大学的1／3，而且学生人数众多。以2004年为例，公立大学拥有学生1262万多，私立大学则仅有389万多。一般老百姓还是上公立大学。所以，公立大学的没落，直接威胁老百姓的利益，是美国高等教育潜在的危机。
美国大学的另一危机，是市场冲击下学术独立的动摇。美国大学务实精神强，敢于“下海”创利，企业和学术联姻。这些都给大学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市场的规则和大学的目标毕竟不一致。比如，许多企业在大学的科研项目上投资，为了防止对手的竞争，对开发出来的成果不予公布，逼着科学家推迟论文发表的时间，或删掉关键段落，甚至以专利为名，禁止别人使用已经有的研究成果。这样的企业式运作，等于妨碍了知识的传播。甚至有的研究机构，不惜出卖学术良心，为给自己钱的企业遮羞，掩盖不利于该企业的科研成果。从1990年代以来，这样的丑闻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象牙塔已经不再是象牙塔，而是铜臭气十足的公司。大学的信誉，已经受到严重的伤害。
第三大危机，则是大学越来越注重研究，对本科的教学有所忽视。特别是教授们过于专门化，一心追求学术潮流，忽视了一般性的教育，把大量过于狭窄的专业内容带入课堂，让学生不知所措。我曾经给一个刚刚拿到博士的教授当过日本史的助教。他的第一堂课，上来就讲关于日本史的十大成见，然后一个一个加以批判。下课后他问我意见。我坦率地告诉他：“你的学生对日本一无所知，根本没有什么成见不成见的问题。你搬出十大成见批一通，无的放矢，人家一头雾水。在读研究生写论文时，大家喜欢解构。但本科生教育，还是多多建构为好，直截了当告诉学生日本的基本知识。”许多教授，就是这样生活在自己的研究中，把研究院的时髦搬到本科生的课堂。难怪哈佛校长萨默斯强调，多教学生一些实际的知识，而不要过多地讲什么方法论之类非实质性的东西。
当然，更有些保守派抱怨，现在大学自由派当道，制造了一套“政治正确”的语言格式，有许多话很难公开讨论。比如萨默斯提到男女在科学研究上可能有差异的问题，这不过是一个假设，却不能公开说。在女性问题、种族问题等方面，有些话只能私下谈，无法公开讨论。
不过，我们必须看到，尽管美国大学有这些危机，比起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大学的问题来，这些危机容易应付得多。美国的学费虽高，奖学金也高，而且大学的类型和层次丰富，美国家庭送孩子上大学的负担，比一般的中国家庭还是轻得多，绝大部分合格的穷人可以免费接受大学教育。至于研究挤了教学等问题，因为有本科文理学院的存在，大学不敢太忽视教学。最近哈佛因为太重研究而忽视教学，引起学生的普遍不满，校方不敢怠慢，立即着手寻求解决之道。这就是多种体制竞争的好处。至于“政治正确”的话语格式，已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批评，特别是在保守主义时代，自由派的“政治正确”已经不可能一手遮天了。相比之下，最难办的大概还是市场化、产业化对学术独立的冲击。因为市场给大学带来的好处太多、力量太强，想改变要付出的代价也就高。资本主义的金钱逻辑几乎已经征服了一切，大学是最后未被征服的堡垒之一。能否创造性地解决市场规律与大学目标的冲突，对美国大学未来的健康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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