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席哈佛中国论坛期间，由哈佛和MIT中国留学生举办的“中国教育评论”和“北岸”论坛，邀请我参加他们每周五晚上的讨论活动。本来准备大家共同讨论三个小时的这次活动，最后变为我讲座一小时，然后回答大家的问题两个小时20分钟，这几乎也成为我所做的最长时间的讲座。这样的场景，令我感慨。
其一，美国大学的学习讨论氛围浓烈。在哈佛校园里，随便走到那里，都可以看到专门为学生讨论的小会议室、活动室，除此，咖啡厅、学生活动中心，都是讨论的场所，我经常就在咖啡厅和学生活动场所，看到一个小组围在一起，热烈的讨论。据哈佛教育学院的留学生介绍，“中国教育评论”每周五晚上固定活动，从未间断，负责人每周都会和大家一起商议主题，再在活动之前把活动消息、安排通过电邮发给所有学生。对不少中国留学生，这也成为周五晚的固定“节目”。
我的这次讲座，是负责人陈晓中看到我到哈佛参加中国论坛之后，决定“见缝插针”安排的，在我答应之后，他多次与我沟通形式和话题，可见对于这样一个每周都举办的学生社团活动，是多么用心。正在哈佛做交换生的北师大博士林伟告诉我，哈佛给他的最深印象就是其SEMINAR(研讨会)，每次研讨，不是走过场，要做十分充分的准备，包括阅读多少图书，准备讨论问题，一门课要求阅读10本书，是十分常见的。在国内一个学生可以一学期选修10门课，在哈佛就是选修五六门课也会被认为是“大牛人”了——哪有那么多时间把老师要求认真阅读的书读完？与哈佛的这种教学特点对应，其图书馆之多让人咋舌，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图书馆，还有各种专业图书馆，很多学生都说不清准确的图书馆数据，有的说70多座，有的说100座。上学那真是在“读书”。
其二，大家有“问不完”的问题。一次讲座，提问能提两个多小时，而且每个问题都显现出提问者对此的思考，可见“训练有素”。我国国内大学近年来在倡导大学生的质疑和创新精神，可是，在国内大学的课堂和讲座中，学生不愿意提问，却是比较普遍的景象。我在国内大学讲座中，遇到过留三十分钟提问时间，最后延长到一个小时的情况，但也时常出现三十分钟根本用不完，学生提了一两个问题就再无问题的“尴尬”。这种情况，在中学讲座时更加严重。同学们一遇到提问时间，就把头纷纷低下。毫无疑问，这与没有讨论、提问的习惯有关。
其三，留学生们热切关注中国教育改革。“听到南科大的改革设想，我们都很振奋，有很多同学说，如果南科大的改革成功，回国就把南科大作为首选”，一位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赶来参加论坛的同学说。我在哈佛期间，被屡次问及南科大的教改，而这次哈佛中国论坛上，南科大的改革也是教育改革分论坛的核心议题，朱清时校长参加这一讨论。我由此想到，假如南科大的教改不顺利、不理想，这会给海外留学生对中国教改的期盼以多大的“打击”呢？进而，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又有多少选择回国，到国内大学工作呢？
其实，不仅中国留学生，美国学生也特别关注我国的教育改革，哈佛教育学院博士生ANDREW SCOTT CONNING的博士论文就选择研究我国的教育改革，他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会否有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模式。如果有，这种模式是不是由中国文化、价值观念等产生的。这种研究，相比一些中国大学校长空幻地说正在建立“建设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更切中我国教改的核心问题。
讲座结束后，我在想，今天我们所谈的教改，不就为了出现这样的学校和这样的学生吗？那么，教改为什么不借鉴、参考甚至直接“拿来”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教育管理制度，却非要自己去探索、走弯路呢？
家有小活宝，大活宝来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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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