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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中国靠什么赢得了过去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答案就是制度模仿、资源投入和货币扩张。当这些因素都几乎走到尽头时，才有经济结构转型一说。但问题是，向何处转？怎么转？经济环境、制度和技术当然重要，但企业家精神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是扩大内需和提高经济增长效率，而这需要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也就是企业真正发挥自我创造、自我适应的潜力，在竞争中不断发掘新的蓝海。这些不是ZF能给的。在我们看来，这里就蕴含了经济转型的重要含义之一：改变目前接近颠倒的官、商关系。
不过说实话，现在谈这个问题有种啼笑皆非的感觉。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商人从来就没有真正独立自主过。即使在距离现代社会最近的明清，无论是徽州盐商，还是山西票商，都离不开对官权的依赖。“士农工商”的顺序如磐石般稳固，以至于“商而优则仕”被认为是公理。但成在于官，败也在于官，财富神话总是昙花一现。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要打破的就是ZF引领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一时间，官员下海、学者创业被视为时髦之举和能力体现，社会价值观由此一新。而30年后再谈及已经不新的话题，历史的轮回反复颇具讽刺意味。
这里面的原因是，目前的市场经济与教科书中的描述有相当的差异，官商关系是最明显的体现。国内“92派”企业家的代表人物、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曾表示，“美国是企业家天堂，从来都是大资产阶级统治国家。英国是君主立宪，英国的企业家和ZF是平行的。德国和日本，基本是ZF主导经济，到今天为止ZF比企业家强。中国就更不用说，历史上是2000年中央大一统的帝国，官总是压过商，这是几千年的文化形成的结果。”
陈东升的话确实描述出了企业家在中国的生存状态，在中国，“商”的地位虽有所提升，但真正来自市场的“商”，仍缺乏独立的地位。许多民营企业家都学胡雪岩，要弄顶“红帽子”戴戴，还是以官的地位来护商。在现代市场经济之下，商要借助官才能活得好、发展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陈东升指出，中国没有伟大企业家与ZF主导经济的模式有关系。他认为，中国这30年发展的成功是ZF主导经济模式—中央搞特区、省里搞开发区、县里搞开发区，然后招商引资，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ZF强势，经济繁荣，但代价是抑制了企业家精神。”这些年企业界和学术界一直警惕的“国进民退”现象，以及大量民企领导人的海外移民潮，正是企业家精神被抑制的表现。
但没有一流企业家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模仿只能带来一时的繁荣，创新才是灵魂。正是J• •摩根、盖茨、乔布斯这样一代接一代企业家撑起了“美国梦”，良好的制度环境也使美国经济永远都不缺活力，即使是在现在，美国仍然是创业者的天堂。当然，中国ZF也试图创造出自己的“乔布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去年12月在视察苏州工业园的时候谈到，“中国要有‘乔布斯’，要有占领世界市场的像‘苹果’一样的产品”。愿望确实很美好，但是当中国“乔布斯”也得仰ZF之鼻息的时候，他还能成为“乔布斯”吗？很多中国企业家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把经济还给市场，政企要分开，要从国家市场主义转型到大众市场主义。”但这个要求在中国其实不简单，无论是市场准入，还是资源占有，ZF的强势无处不在。要改变这一点，就不仅仅涉及经济改革了。前不久，有人说国家发改委应该解散，道理是没错，但也得看人家答应不答应。在现有环境下，不答应的几率是99.99%。
不过，0.01%的希望虽然很小，但如果不改变这一点，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几率却同样是99.99%。没有踏实肯干的企业家，中国就会成为投机赚钱的场所，而非长期驻留财富的乐园。更可虑的是，合法赚钱的商人们有这种担心，靠“官”赚钱的权贵利益集团也在这么想！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在我们看来，目前的官、商关系反映的是ZF权力在经济运行中的边界问题。中国也需要正常的官、商关系，但“商”要有发展的自由、公平竞争的自由，而不能总是依赖于ZF的施舍。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实现自己的“乔布斯梦”，经济转型也才能抓住真正的要害。 太忙了，每天想好的计划总是被打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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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