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二代、富二代、体制外的二代与体制内的二代……因家庭出身不同带来的代际分化已成为转型期中国的突出问题。造成二代分化的原因是什么？各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如何面对代际分化？近日，本报记者走进“二代”群体，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特点，揭示代际分化的深层原因，探讨解决的途径和办法。 游荡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
二代农民工向往城市 却因户籍?家庭背景等原因不被城市所接纳
快两年了，王东一直在北京朝阳区金盏乡打工。上世纪90年代，王东的父母就从安徽巢湖老家到金盏乡打工。几年后，他随父母来到这里，并在民工子弟学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但由于没有北京户口，小王在北京无法高考，所以初中毕业后只能回安徽老家上学，并在当地考上了大专。2009年，大专毕业的他又回到了金盏乡，但一直没找到稳定的工作，只能在附近的小厂打零工。
没有户口，意味着王东不能享受到北京市民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父母都是外来的民工，王东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买房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谈到以后的生活，王东一脸茫然：“我不想回老家生活了，但在城市里也看不到发展前途，先在这边熬着，慢慢找机会吧。”
王东的生活状态，正是大多数二代农民工的真实写照。这些年，确实有一些二代农民工通过自身努力摆脱了贫穷、成就了事业，但大多数人还是由于家庭条件差、生存状况难而游荡在城乡之间，成为“边缘人”。他们来自农村，却由于长期在城市生活而对农村疏远；他们向往城市，却因生活压力、户籍、家庭背景等原因不被城市所接纳，很难分享现代生活的快乐。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与父辈相比，二代农民工也有自身显著的特点。他们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会穿西装、打领带，喜欢使用新款手机，普通话说得不错。除了干活，他们还喜欢考虑自己的将来，尽管这种筹划往往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李焕今年18岁了。自打他记事起，父母就把他留在山东的爷爷奶奶家，自己则外出打工。由于缺乏督促管教，李焕学习很不好，上到初中就不愿意再继续读书了，索性随父母来到了北京。
“刚来的时候，一下就被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迷住了，特别兴奋。”李焕说。但没多长时间，他就发现北京虽好，属于他们家的却不多，他父母在北京通州区打工，住的房间又小又乱，每天累得回来倒头就睡，几乎没有空闲时间。
16岁的时候，李焕拥有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父母打工的厂里做杂工，干了不到三个月，他不做了。“活太累，我根本干不下来。”李焕说，之后他在餐厅干过服务员，在大街上分发过广告单，工作总是换来换去。
谈到今后的打算，李焕倒是很干脆：“走一步看一步，还能有什么打算？现在对我来说，不指望能在北京安家、落户、买房子，就希望赚一些本钱，以后可以做生意。”
专家认为，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困惑，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要求他们回到农村，安心务农；也不能一味指责他们贪图享受，他们有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权利。政府应当加速户籍、就业、医疗、社会保障、农村土地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尽快消除造成城乡差别和工农不平等的体制性障碍，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管理模式，为他们在城市提供更广阔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找工作莫成“拼爹”游戏
一定程度上来说，决定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往往不再是成绩、能力，而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
近期，网络上有两篇文章引起很多人共鸣。一篇是《我用了18年，才可以和你一起喝咖啡》，描述了家庭较穷的人努力多年才达到和出身富裕者一样的生活水平。这是高考改变命运的真实写照。后来，网络上又出现一篇题为《我用了18年，还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的文章，作者详述自己上大学及毕业后的生活窘状，反映了由于家庭出身不同而带来的巨大差距，任其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
“知识改变命运”，曾经是多么响亮的一句口号。如今，这句曾经被无数人奉为真理的话语，却引来了诸多质疑。近年来，很多大学毕业生发现，一定程度上来说，决定他们就业状况的不再是成绩、能力，而是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套用一句网络语：“找工作变成了比拼父辈财富和权势的‘拼爹’游戏”。据某媒体在北京、浙江、河南等地7所高校进行的一项调查，500名受访者中有70%的人认为，在就业应聘中或多或少遭遇过来自家庭状况的压力，65%的应届毕业生表示最担心家庭状况使自己在求职应聘中处于不利地位。
杜纯是四川一所高校新闻系的研究生。从研二开始，他便到北京某媒体实习。由于机会难得，杜纯平时工作就非常勤奋，急活、累活抢着干，从不抱怨。他的表现得到认可，实习单位口头许诺他毕业后可以来工作。然而，到最后应聘阶段，杜纯却并未得到任何职位。事后他才得知，最后入围的人大多有关系，至少也得到相关领导的推荐，而他没有任何人脉资源，只能接受这一结果。
相比而言，孙宇算是很幸运的。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农家孩子，孙宇去年大学毕业后过五关斩六将，成功进入一家国有大型金融企业工作，福利待遇都很不错。但入职培训时，他看见好几位并没有在之前的笔试、面试中出现的新同事。他以为对方是补招的员工，后来听同事一说才知道，人家家里早就把工作安排好了，“笔试、面试都不用参加，指标都是从总部直接下来的。”孙宇说。
工作后，孙宇也有一点郁闷。由于不愿得罪那些有关系的新同事，经常得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活儿。“累得要命不说，干得不好还要挨批评。”孙宇说，“但像我这样既没关系、又没背景的‘贫二代’，除了拼命工作，还能怎么办呢？再说，我现在的工作已经让很多人羡慕了。”
记者采访时发现，大学生们在看待“就业难”时都很理性，认为是多种因素导致了这一现象，他们对由于能力不足、经验不够导致的招聘失败，并没有多少怨言。但是，如果因为家庭背景不如别人而落败，总会感觉心气儿不顺。
某高校一位大学老师坦言，一般情况下，从“最底层”上升到“大众层”比较容易，只要付出努力总会有相应回报。“从我教过的研究生来看，他们在毕业之初想进入学术界、机关或媒体，开始自己的事业历程，并不是难事。但再想往上发展，就不那么简单了。个人努力只是参考因素之一。”这位老师说，我们不否认其中一部分人会成功突围、脱颖而出，但更多的人只能按部就班，“泯然众人矣”。
当然，反过来说，只靠“关系”也不行，如果能力没有达到基本要求，“关系”也不会那么好使。浙江大学研究生院从事学生工作的杨老师认为，虽然每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穷二代”和某些人比起来没有背景、没有关系，但只要调整好心态，通过后天的努力也可以逐步改善经济状况。“拼爹”游戏固然存在，但在现状没有明显改观的情况下，不能只会抱怨、应该更加积极，“穷二代”更应关注自身能力的提高。
减少“贫穷世袭”的忧虑
增强就业市场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加快户籍制度等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前不久，一些收入不高的年轻人在网络上公开表态不愿生育“穷三代”，理由是“穷二代”的孩子从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注定要在艰难的环境下挣扎，改变世袭贫困命运难上加难。再说，本来已是“房奴”，如果生了孩子，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就成了“孩奴”，岂不一辈子活在“奴隶社会”？
或许有人说，不愿生育“穷三代”暴露出一些年轻人只懂现实享受、心理素质太差、对未来预期过于悲观。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是，与其讨论“穷二代”为什么没有信心生育，不如正视他们对改善生活、期待公平的呼唤。不愿生育“穷三代”，生动反映了他们对贫穷代际传递、社会阶层日益固化的忧虑。
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郭大水教授认为，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现在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阶层固化，底层社会成员改变地位、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减少。“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代际之间的社会壁垒，造成教育等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对于促进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社会和谐稳定都非常不利。”
专家分析，近10年来，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已接近0.5，社会底层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严重滞缓，这是造成“穷二代”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体制障碍让社会流动机会减少、流动成本提高。例如，教育是现代社会流动的最主要机制，然而，由于高校扩招后全面收费以及就业难的出现，贫困家庭子女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也越来越难了。
从根本上说，阶层固化产生的原因是社会建设远远滞后于经济改革。多年来，我们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上过于追求增长速度，把应该配置到社会领域的资源也配置到经济领域。一些不合时宜的政策没有及时调整，严重侵蚀了人们公平获得资源的机会。美国、日本和拉美在经济起飞后最终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根源就在于是否及时、正确地实施体制改革和加强社会建设。
郭大水认为，目前很多制度设计都在积极保护弱势群体权益，例如严格的公务员招考制度、劳动合同法的颁布等，但当务之急要强化实施。遏制愈演愈烈的“拼爹”游戏还须加强制度约束，增强就业市场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加大对就业“关系户”的惩罚力度。要从最基层开始，促进社会成员的合理流动，消弭不同二代之间的鸿沟，让“穷二代”感到生活有奔头，相信可以凭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穷二代”人力资本弱、社会资源少，要他们依靠自身的力量去摆脱困境很难。这需要外部力量的导入。郭大水建议，政府应该加强对“穷二代”的人力资本投入，特别是加强对二代农民工的培训，使他们拥有可以在城市立足的一技之长。同时，加快户籍制度等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发挥政府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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