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近日出台规定，学生在3月20日之后不得在教学区楼道里停放自行车，否则将会被视为“无主车辆”拖走；5月3日之后禁止携带任何车辆进门。这一禁令遭到众多学生质疑和反对。该院院长解释称，学校里的自行车越来越多，有不少学生认为上下课时路上太过拥挤，同时，自行车堵塞了消防通道，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隐患，“禁止在学校里骑自行车也是出于对学校整体氛围的考虑”。（3月26日《扬子晚报》）
几乎就在同时，北京大学也出台一项制度——今年5月以后,北京大学将在全校推广实施对“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的制度,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等十类学生将被纳入会商范围。其中对于“思想偏激”学生进行会商,引起了不少北大学生的争议。(3月25日《长江日报》)
、措施的重要原因。就是出台了明显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措施，学生又能奈何呢？因此，“借鉴”北大的“思路”，在我国大学中，要避免学校行政的强势，当下最需要建立的是学生“会商”行政机构的制度，这就是让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决策，并拥有监督、评价学校的基本权利。如果学生（学生组织）能有权对学校不尊重学生权益的做法，叫来学校领导、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会商”、“质询”，那我国大学“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不用对学校行政苦口婆心地教育，也会形成。 当然，学生们的这种权利，不是靠行政机构给予（能给予也就可以不给予），还需要教育管理制度的支撑，具体包括学生可以选择大学的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学生在校期间对学校不满可以转学的自由转学制度，学生是学校的主体可施行主体权利的学生自治制度。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之下，学校的办学，想的就不再是怎样限制学生的权益，而真正转为服务学生。 这两校规定、制度的出台，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事先并没有就禁止的事项、会商的要求，与禁止和会商的主体——全校学生进行沟通、讨论，而是由学校行政机构单方面不经征求学生意见，就出台规定、制度。而在规定、制度出台之后，还有一个共同点，即规定、制度遭到学生的质疑、反对，引起争议。可是目前似乎看不到学生反对意见传递到校方，校方根据学生意见重新讨论规定、措施的合理性、进而取消或者修订规定、制度的迹象——只见有关负责人对舆论做解释，而依照这类事件在大学里的“发展规律”，很有可能的局面是，纵有学生反对、质疑，但学校照样执行。
如果有征求学生意见、听证、审议的程序，上述两个规定、制度恐难出台。学校以拥挤、堵塞消防通道、造成学校整体环境差等为由，禁止学生在校内骑自行车，而这些其实都不能成为“禁骑”的理由，解决以上问题，学校可设置专门的停车棚并由后勤员工管理，或者在校园里开行班车，方便学生在校园行动，这种做法在很多大学都采用，由于有规范的停车管理，以及班车服务（有的学生就选择不骑车而坐班车），校园秩序等到很好的维护，而学生的“骑车权”也未被侵犯。简单粗暴的“禁骑”，其实是学校不想承担管理成本，却想把环境“治理好”，于是想出的限制学生权益的招数。
便学生在校园行动，这种做法在很多大学都采用，由于有规范的停车管理，以及班车服务（有的学生就选择不骑车而坐班车），校园秩序等到很好的维护，而学生的“骑车权”也未被侵犯。简单粗暴的“禁骑”，其实是学校不想承担管理成本，却想把环境“治理好”，于是想出的限制学生权益的招数。 会商“思想偏激”学生的制度，或许在校方看来，这是引导学生“理性”看待各种校内外问题，然而，不管学校的“初衷”有多好，这一做法，是与“自由思想，独立人格”格格不入的。思想没有标准答案，校方更不是思想标准的制定者。鼓励、教育学生大胆质疑，有批判精神，才是一所大学该有的作为。学校的“会商”，说是为学生成才考虑，但实质是让学生听话，减少学生的批评、质疑，给自己的管理“制造”麻烦。 校方想减少管理成本、让学生“好管理”，站在行政立场，并不难理解。甚至可以说，学校行政在管理中，少不了这方面的冲动。对此，“教育”学校行政官员、机构要尊重学生权益、遵守大学之道，往往效果不佳，最有效的办法是，在大学的管理中，建立制约行政权力的制度。从现代大学的管理看，确保一项措施不侵犯学生权益、不违背基本的教育规律，一般应有两项制度。一是规定学校行政机构出台事关学生的规定，必须实现征求学生意见、举行听证会，并充分讨论；二是就学校行政机构不经征求学生意见、单方面制定某些规定、制度，学生会组织可就行政机构违法民主决策的基本程序，对行政机构提出质询，要求行政机构纠正错误，向学生道歉并重新讨论、审议相关规定。 按照这两项基本制度，两校的行政机构都违背了第一条，按理，第二条将随即启动，可是，这并没有发生。在笔者看来，这正是大学行政机构能大胆地一再出台侵犯学生权益的规定
会商“思想偏激”学生的制度，或许在校方看来，这是引导学生“理性”看待各种校内外问题，然而，不管学校的“初衷”有多好，这一做法，是与“自由思想，独立人格”格格不入的。思想没有标准答案，校方更不是思想标准的制定者。鼓励、教育学生大胆质疑，有批判精神，才是一所大学该有的作为。学校的“会商”，说是为学生成才考虑，但实质是让学生听话，减少学生的批评、质疑，给自己的管理“制造”麻烦。
校方想减少管理成本、让学生“好管理”，站在行政立场，并不难理解。甚至可以说，学校行政在管理中，少不了这方面的冲动。对此，“教育”学校行政官员、机构要尊重学生权益、遵守大学之道，往往效果不佳，最有效的办法是，在大学的管理中，建立制约行政权力的制度。从现代大学的管理看，确保一项措施不侵犯学生权益、不违背基本的教育规律，一般应有两项制度。一是规定学校行政机构出台事关学生的规定，必须实现征求学生意见、举行听证会，并充分讨论；二是就学校行政机构不经征求学生意见、单方面制定某些规定、制度，学生会组织可就行政机构违法民主决策的基本程序，对行政机构提出质询，要求行政机构纠正错误，向学生道歉并重新讨论、审议相关规定。
按照这两项基本制度，两校的行政机构都违背了第一条，按理，第二条将随即启动，可是，这并没有发生。在笔者看来，这正是大学行政机构能大胆地一再出台侵犯学生权益的规定、措施的重要原因。就是出台了明显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措施，学生又能奈何呢？因此，“借鉴”北大的“思路”，在我国大学中，要避免学校行政的强势，当下最需要建立的是学生“会商”行政机构的制度，这就是让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决策，并拥有监督、评价学校的基本权利。如果学生（学生组织）能有权对学校不尊重学生权益的做法，叫来学校领导、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会商”、“质询”，那我国大学“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不用对学校行政苦口婆心地教育，也会形成。
、措施的重要原因。就是出台了明显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措施，学生又能奈何呢？因此，“借鉴”北大的“思路”，在我国大学中，要避免学校行政的强势，当下最需要建立的是学生“会商”行政机构的制度，这就是让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决策，并拥有监督、评价学校的基本权利。如果学生（学生组织）能有权对学校不尊重学生权益的做法，叫来学校领导、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会商”、“质询”，那我国大学“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不用对学校行政苦口婆心地教育，也会形成。 当然，学生们的这种权利，不是靠行政机构给予（能给予也就可以不给予），还需要教育管理制度的支撑，具体包括学生可以选择大学的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学生在校期间对学校不满可以转学的自由转学制度，学生是学校的主体可施行主体权利的学生自治制度。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之下，学校的办学，想的就不再是怎样限制学生的权益，而真正转为服务学生。
当然，学生们的这种权利，不是靠行政机构给予（能给予也就可以不给予），还需要教育管理制度的支撑，具体包括学生可以选择大学的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学生在校期间对学校不满可以转学的自由转学制度，学生是学校的主体可施行主体权利的学生自治制度。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之下，学校的办学，想的就不再是怎样限制学生的权益，而真正转为服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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