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父母：摸着石头过河 在中国做父母，是一项百转千回、错综复杂的“事业”
“一切事情，能不能等到20号以后再说？”接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约访电话时，受访家长们的回答出奇地一致。接着，是一样的解释：2月21日正是北京市百万中小学生的开学日，在此之前，他们希望不受打扰地陪伴孩子。
陪孩子成为一个越来越被接受的理由。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后的中国父母们，正在用它戒除好友聚会、K歌泡吧等私人乐趣，谢绝周末加班、长期出差甚至职位升迁等工作机会，以将更多的时间留给下一代。
然而，父母的良苦用心常常事与愿违。一家国际青少年研究所进行的一次名为“你最尊敬的人物是谁”的问卷调查结论显示，父母都进入了日本和美国高中生心目中的前三，而对于中国内地一万多名受访高中生来说，母亲、父亲则屈居第十与第十一。
“感动”“可悲还是可敬”“残酷的爱”，这是在国内知名搜索网站输入“中国式父母”后显示的标题。这些夹杂着爱与恨、感激与反省的词语背后，正隐含着无数个百转千回、错综复杂的中国父母的故事。
家家有本自己的“谱”
“虎妈的教育方法，我是坚决反对的”，这是44岁的北京妈妈李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她穿着工作制服，没有化妆，嗓音有着北方人的粗糙与大气。
她成长在部委大院里，从小挂着钥匙和其他孩子四处串门，唯一对成绩紧张是在放假前拿回成绩单的日子。她的中将父亲很少顾家，母亲是一位“自私不讲理的官太太，态度很像虎妈”。
小时候，妈妈为她做短袖衫。充满期待的李华偶尔问：“妈，你做好了吗？”没想到，妈妈立刻沉下脸，“怎么，你是嫌我做得慢，还是嫌我做得不好呢？”接着便是一顿打。
她深受刺激，“从小就有特别强烈的想法，我受过的罪，一定不能让我的孩子再受。”
直到她有了女儿刘依晨。她的开明与呵护，不同一般。依晨曾有一段时间不想写作业，老师提醒家长管教，可依晨阐述理由：“不写的作业全是基础，我从来不会丢分。那么宝贵的时间，应该用来提高弱项，不是吗？”李华想了想，也就随她去了。
上高中的依晨会告诉她学校里从打架到早恋一切大大小小的事儿。女儿没有心仪的男同学，李华先敲了边鼓：“在我看来啊，那种太细腻的男生真的不适合你。”
“尽管我不认同虎妈的一些方式，但是我理解虎妈”，广州妈妈黄湘雯的观点则与李华相反。从女儿心怡三岁多起，黄湘雯便为女儿选择学习钢琴和羽毛球。
她感受到羽毛球为女儿带来的好处，是源于一次比赛。那天下午，心怡要与六个人对决。打到最后一场时，筋疲力尽的女儿在黄湘雯面前大哭一场：“我实在受不了了，不打了。”
“妈妈没有关系，你可以不打。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如果你觉得还能坚持，你就争取。”
心怡最终坚持下来。之后，她在日记里记录，“坚持真的可以克服困难，获得胜利！”
于是，当黄湘雯看到名人洪晃发表的一条微博——洪晃说“虎妈”是“地狱老母”，在部分网友中引起共鸣时，她发了评论：“你培养了孩子的毅力、勇敢，难道不是她们的童年吗？”
黄湘雯希望女儿的童年过得更有“质感”，而这种丰富与计划，正是她的童年所缺乏的。
她至今懊恼自己太过平凡，没有一项特长。身为普通市民的父母对教育没什么想法，在她填报大学志愿时也毫无建议。她懵懵懂懂地读了土木工程，毕业后稀里糊涂地转行，至今每天还要自学英语、法语：“全靠自己积累争取、跌跌撞撞地寻找方向。如果父母当初管教多一点，应该会比现在顺利得多。”
黄湘雯认定钢琴为一项兴趣爱好，而羽毛球能强健体魄。在她看来，这两样便是父母应该赠予孩子的礼物，简单而重要。
“国画、书法、小提琴、声乐、英语、物理、化学……” 上海某广告公司从业者詹妍从小便被父亲的“礼物”压得喘不过气来。
父亲自小成绩优异，常“花几麻袋的草稿纸去演算化学题”，但因上山下乡没能读上大学。改革开放后，他自修考取公费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才颇受重用、仕途坦荡，“总之，他认为知识是绝对可以改变命运的”。
身为独生女，詹妍便被望女成凤、自视甚高的父亲当成儿子来养。她四岁开始练小提琴，拉错一个地方，妈妈就会拿针扎她一下。做完作业，爸爸检查时发现错误，眉头一皱，詹妍便立刻退到一米之外，“肯定是会打我的”。
最后，“哪怕是在饭桌上，爸爸如果把手扬起来挠一下脑袋，我都会条件反射跳开来，以为是又要打我了”。
31岁的詹妍即将迎来自己的孩子。她还没有想好怎样教育，但是，“一定不会像我的父母那样了”。
“中国父母基于自己的一些价值观、一些经验，再还诸孩子，这个无可逃避”，黄湘雯说。比如，她为女儿选择的钢琴课，正源于女儿的爷爷年轻时要为爱唱歌的奶奶买一架钢琴的浪漫愿望。父母觉得应该吃素，孩子从来不知肉味；父母只吃粗粮的，孩子便以玉米、地瓜、土豆为食……
带着一代代人的经验与教训、愿望与妥协，每个中国家庭的“教育家谱”增删矫正、绵延传递着。
在变化中迷失
2011年春节，詹妍特意买了三台小车模型，送给来家拜年的孩子们。不久，好友来访，带着一个六岁多的儿子。三台车模中，男孩毫不犹豫，抓过一辆最小的。
“孔融让梨”，詹妍立刻想起儿时语文课本中的美德故事，一阵激动，“你为什么不选那两辆红色、又大又漂亮的呢？”
“这辆是兰博基尼啊，那两辆不值钱的！”还没上小学的男孩回答说。
“前天，我和孩子他爸刚回到家，一岁半的儿子趁着大门打开，居然说要离家出走：‘爸爸，探险去了！’”从儿子拎着CD包的细节，深圳妈妈万静推测，儿子是从某部动画片中“自学”到这句口号的。
她忍不住哈哈大笑，现在的孩子营养好、发育早，“还有好多乱七八糟的话，都不知道是从哪里学到的。”
北京妈妈卢秀红在阻止女儿看体育新闻时遇到了新难题。女儿只用一句话就轻易说服了她：“同学们都在议论皇马谁谁谁，只有我不知道，我已经out了！”
困惑的卢秀红先问什么是“out”，再问什么是皇马。她不上网，不用邮箱和QQ空间。“俗话说三年一代沟”，她强烈感受到与下一代的思维差异。 父母们还能感受到老师的变化。万静曾听说，有一位幼儿园老师，特意在教师节来临前在班级上宣告：“今天××的家长给老师送了购物券，你们回家记得向爸爸妈妈说啊。”
学校要开运动会，一位学生家长赞助了班级全套崭新的运动服，不久，其他同学家长收到一条群发短信，内容是 “感谢××家长积极支持”等等。最后，深感压力的家长们，为了孩子的面子与尊严，不得不参与这种“竞争”。
“我家孩子，下周就要考钢琴八级了。考完了，我和他爸还想让他学舞蹈，你说是国标好还是街舞好？”不久前，万静接到一位好友的咨询电话。
“男孩学国标不好，娘娘腔吧？”她其实没什么底气，小心翼翼地建议。
她只是模糊记得，从上世纪90年代起，乐器特长才开始流行。起初是代表着高雅情趣的钢琴，后来还有萨克斯、小提琴、手风琴……接着回归到中国传统的古筝、二胡。女孩学芭蕾，男孩练国标、森巴和街舞。此外，还有国画、书法、声乐、围棋、珠心算、奥数、公共英语……
如果是优质老师小班上课，学费可能每小时上百元计。辛辛苦苦让孩子在学龄前钢琴考了级，可一来二去到了高中连五线谱都忘了。听到身边过来人的经验之谈，一想到这些费时费钱、随着考试加分需求而变化无常的“特长潮”，万静就觉得头皮发麻、负担百倍，“算了，还是看孩子对什么感兴趣，咱们以后就简单学点什么”。
其实，在儿子出生前，她还没有这么随意。怀孕时，她为孩子规划了满满的蓝图，全是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但当孩子长到一岁多，她发现自己要强的心渐渐消失，“不期望他成龙，只要成人就可以。不进监狱不吸毒，能靠自己活下去”。
与日新月异的社会一起，不少父母秉承至今的育儿观悄悄起了变化。
“对儿子的学习，我其实很想要求高一点。但是我现在发现，要求高了也没用。”从儿子小学时起，北京妈妈赵虹开始质疑国内教育体制。
近十年来，赵虹先后任不同上市公司的法律事务部经理与总经理秘书，在选拔应届高校毕业生时，强烈的感觉是“大学生不好用”。因为学校培养不出社会真正需要的人，“学校培养的是A，我们需要的是B，所以我为什么非得强求那个A啊？”
社会需要外向型人才，这是广州妈妈黄湘雯的分析。但她的女儿心怡天性内向，每次与羽毛球教练见面，教练只能看见她的嘴唇嗫嚅着，一年后，教练才听出她叫的是“老师”。
在一家外事机构工作的黄湘雯常带着心怡参加单位聚会。遇上外籍同事，她就鼓励心怡上前用英语搭话。然而，女儿总是满脸通红、眼泪快掉下来，却最多只能说上一句。
心怡的外籍教师不理解，来劝黄湘雯：“这就是一个孩子的天性，你为什么一定要改变她呢？”
听到这句话时，黄湘雯突然觉得整个世界明亮了。不久，她又黯然：“在中国这么一个浮躁、急功近利的年代，她这样的性格，可能会过得非常惨吧？”
黄湘雯已有过类似体味。心怡曾被老师安排在一个单独的、偏僻的教室角落，一个学期没有挪动位置，正是因为“内向的孩子永远得不到关注”。
好在一切都还来得及。当她看见女儿与同学笑着谈论一曲钢琴和弦，或是在羽毛球比赛赢球时大喊一声，黄湘雯渐渐感到，女儿一点一滴建立的自信心，正在帮她渐渐走入社会。
同一时间，北京妈妈刘洁正在为儿子的外向担心。
“他特别能说，这个曾经让我骄傲的特点，现在成了让我难受的一件事”。儿子从小和人自来熟、喜欢交流，如今十四岁了，每天晚饭时缠着妈妈非要聊上一个多小时。
“青年之后的男孩子，人家欣赏的是沉默、刚毅的”，她想了一想，“比如小女生们，从来不会追(儿子)这样的啊。”
内向好或是外向好、学钢琴还是学舞蹈、进学校还是自己教……每一个都是困扰中国父母的难题。在社会多元价值观主导下，似乎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了。
现在，每逢周末，李华常看天津卫视新近开播的职场真人秀栏目《非你莫属》。这个栏目给她的感悟是，“原来大家都认为的好孩子，在那儿已经不是最受欢迎的了”。
“天堂里的受苦人”
“素质教育”，在2001年6月被正式提出。然而，在自1977年恢复至今的高考制度下，对于庞大的中国人口来说，那些处于金字塔尖的国内外大学资源仍旧稀缺。于是，应试教育仍旧是一件人人痛恨、却不能不做的事。
在北京，“小升初”被认为是比中考、高考更难的一场“火拼”。从小学三四年级起，这场战役已经悄然打响。
2006年，北京妈妈刘洁带着三年级的儿子刘逸峰参加了一次在人大附中举办的考试。逸峰上的是一所私立学校，成绩不错，尤其得到数学老师的青睐。
然而，逸峰走出数学考场时却是哭丧着脸，“妈妈，我一道题都不会做，看都看不懂。”
刘洁的心凉了下来。之前与候考家长的闲聊已经让她隐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些家长们说的话，她也听不懂。他们说的全是小升初的“暗语”——以“斑点狗”指代101中学、以“白大夫”指称北大附中等等一套五花八门的独特语言。
对此，刘洁一无所知。她成长于优越开明的国家干部家庭，是北京最早一批外企职工，收入丰厚、事业有成。她希望孩子在一个释放天性、健康自由的环境里成长，便在1998年付出每学期4万多块钱的学费，将一岁的儿子刘逸峰送进北京最好的双语私立幼儿园，之后是高价私立小学。她的目标简单明确，让孩子出国留学。
这次考试深深地刺激了刘洁——她本以为孩子一直学得“很好”。一年多后，刘洁最终决定辞职成为全职妈妈，并将五年级的儿子转回公立小学。
同样是在五年级，男生张念武被妈妈许敏从江西南昌转到北京一所公立小学。原来的班级甚至在讲台旁单独设置“耻辱座”，填鸭式的教学还一度让张念武有了自闭倾向。
许敏也不懂什么是奥数、迎春杯。看到北京的孩子们三岁就进新东方学校，她焦虑得整晚睡不着，“不是因为自己孩子成绩不够好，而是因为别人的孩子学得太多了。”
自小接受美式教育的刘逸峰，挫折同样持续而来。转学第一天，老师“像遇见怪物似地”向妈妈刘洁告状，“你们家孩子怎么这样啊。课上着上着就站起来，在教室里溜达一圈又回来了。校长在上面讲话，他就下面嘣的一句，‘校长你错了’……”于是，第一个月，逸峰几乎天天被罚站。
与同学们出去玩，他们说起《还珠格格》的小燕子，儿子不知道；有孩子想委婉地表达看法，儿子看穿后毫不留情：“你撒谎！”于是，班主任对着刘洁摇头：“你家孩子，太‘单纯’了。”
“我只是想他的个性得到保护，但是没有想到过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会在做人的标准上、在他对人对事的看法上，差距这么大。”希望儿子留学后回国发展的刘洁，深感让逸峰回归国内教育环境的必要。最终，在付出十几万的补课费、参加半年多的周末考试、甚至不惜被家人称为“法西斯”家长之后，刘洁带着逸峰接到了重点中学的“密电”——她终于“赢”得了这场战役。
“可是，还有那么多打了败仗的呢？”许敏笑言自己便是“失败者”之一。然而，她意外寻找到另外一条道路。在一次偶然看到自闭儿童的电视报道后，她支持儿子张念武发起成立了中国首个以中学生为主体的“海洋星空基金会”。“幸好奥数没考好，不然我们就走入死胡同了。”许敏渐渐发现，原来不以分数为中心的生活也很快乐。
回归还是偏离、应试还是素质，还有更多和刘洁、许敏一样的中国妈妈们在其间疑惑彷徨、挣扎摇摆——“天堂里的受苦人”，北京师范大学教科所教授、家庭教育专家陈建翔甚至为纠结的中国父母们如此定名。他说，“希望教育里面多一点平常心、少一点竞争心，让孩子自我选择。”
这个观点，黄湘雯很是赞同。然而，女儿心怡最近一次的经历又在提醒她，在当下社会，让孩子自我选择亦困难重重。
她看到心怡写的一篇命题作文，《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开头是这样的：“谈到‘喜欢的一句话’时，有些人会说‘从苍苍茫茫的草原走来，我是蓝天下飞翔的雄鹰’，或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只有八个字：‘心，今天过得还好吗？’这句话，是我每天跨进车门时，妈妈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我多么希望未来的每一天都会有跟妈妈的口水战，每一天都有笑声，每一天都有甜蜜。因此，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便是：‘心，今天过得还好吗？’”
语文老师批注：“胸无大志，立意不高。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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