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儿童性教育专家的眼中，性教育开始得越早越好，因为它并不仅仅关乎性，还将影响孩子一生的各种选择。

专门从事儿童性教育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刘文利认为：“儿童性教育不仅仅是性生理教育，还包括让学生树立对性正确的态度、处理好人际关系、与父母建立信任，关系到孩子成长的方方面面。”

刘文利是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的负责人，这一课题组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研发出了中国第一套小学1至6年级性教育教材。

“正确的性教育关乎孩子一生的幸福。”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刘文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性教育从出生开始，贯穿一生”

“孩子出生开始，父母就应该注意对孩子进行性别教育，这是孩子一生对性别认识的基础。”刘文利话语间充满耐心，如同教导自己的学生。

她指出，一些家长对孩子刻板的性别教育观念需要破除，“有的家长会根据孩子的性别选择玩具和衣服，但其实这是一种把成年人观点强加给孩子的行为，家长也应该给男孩子选择玩洋娃娃的权利，并予以尊重。”

刘文利认为，这种对孩子行为、选择的尊重是培养“决策能力”的基础，早期培养的决策能力能让孩子一生受益。

“如果孩子不懂得如何做决策，就可能在性行为的选择上难以把持自己，做出错误的决定。”她说，此外，性教育还包括培养孩子对人际关系的认知和对待性的态度与观念。

刘文利主编的教材中还提前设置了青春期生理知识的内容。“孩子一般在五年级会迎来青春期，我们选择提前两年，也就是三年级的教材中教授他们，这样可以让他们做好准备。”

据了解，在现行的性生理教材中，孩子都是到了中学时才接触到有关青春期的知识，但相关内容非常少，老师在讲授时也都选择一笔带过。

“性教育应该开始得越早越好。”刘文利说，根据国际研究，越早接触性教育孩子就越会更好地保护自己，避免性暴力和疾病传播。

“海归教师”特别关注流动儿童

作为第一个开展对《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本土化研究的教师，刘文利的履历上也有“海归”的经历。

1995年，刘文利离开中国，前往美国攻读儿童发展硕士和博士学位。“刚到美国时，我自己就感觉到了作为外来人的艰辛，所以回国后特别希望能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做点什么。”她说。

初到美国的艰辛，让她萌发了帮助流动人口和弱势群体的想法。在美国期间，她为当地亚裔和华裔社区设计了四个性与生殖健康教育项目，为妇女和儿童提供教育和服务。

2005年，刘文利辞去美国一所大学的教职，回国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继续性教育研究工作。2007年起，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刘文利带领她的课题组在北京十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实验性教育教材，她说，之所以选择打工子弟学校，是因为流动儿童作为弱势群体，面临更多社会问题。

“流动儿童面临更多成长困境，更需要了解性知识保护自己。”刘文利说，有的孩子来自于单亲家庭，还有的孩子会遭受家庭暴力。

近期频繁发生的儿童性侵害事件让全社会意识到推行性教育的急迫性。刘文利指出，弱势群体儿童更容易受侵害。

“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家长陪伴在孩子身边的时间比较少，性教育意识也不高，孩子更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她说。

教育体系缺少“性元素”

刘文利说，她的理想是让性教育课程进入国家义务教育课程体系。

但是目前，全国很少有小学开设性教育课程。在现行的中学课本中，所有的性生理知识都被压缩在生物课本的短短一章里。

在试验性教育课程的过程中，专业教师的缺乏是让刘文利感到头疼的问题。“性教育是一个多学科领域，对老师的要求很高，但现行的教育体系并不能为一名优秀的性教育老师提供培训。”

“普及儿童性教育并不是研发出一套教材就能实现，要想实现这个理想，需要教育主管部门把性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课程体系中。”刘文利说。

在我国大多数地区，由于体育、心理等课程并不与学生升学相关联，很多小学并不对此类课程的质量做很多要求，相关课程老师大多比语文、数学等课程老师享受更低的待遇。

刘文利建议，教育主管部门要重视性教育教师的培养，并颁发性教育证书，并为这些老师的专业晋升打通渠道。“这样的一个证书，需要国家整个教育体系对儿童性教育的重视。”

2011年国务院颁发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提出将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

“这是中国对国际的承诺，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把性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是我奋斗的目标。”刘文利说。

“我们并不希望，由儿童性侵害这样的恶性事件来引起大家对性教育的重视，那已为时太晚。”刘文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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