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一早，复旦投毒案受害人黄洋的家人和不少同学先后来到法院，庭审现场弥漫着沉重的气息。被告人林森浩交代了自己的作案动机。他表示，实施投毒“只是愚人节整人的巧合，想让他难受一下而已”。

 

今年4月，警方初步查明，被告人林森浩因生活琐事与室友黄洋关系不和，心存不满，经事先预谋，其将做实验后剩余并存放在实验室内的剧毒化合物带至寝室，注入饮水机槽。室友黄洋于4月1日饮用了寝室内饮水机中的水出现身体不适，有中毒迹象，后经医院救治无效去世。

 

27日庭审期间，林森浩在回答公诉人提问时，承认了是自己把“N－二甲基亚硝胺”倒入饮水机，“当时愚人节要到了，黄洋说他要整人，还拍着我同学肩膀。我当时想，那我就整你一下。”后来林森浩要去实验室，头脑里闪过之前“朱令案”最终没有破案，这给了他一个直接的刺激，“算是侥幸心理吧。”林森浩说。

 

林森浩表示，自己和黄洋本没有严重冲突，平时和黄洋关系一般，不是“很铁”。林森浩说，“他觉得我没有生活情调，我觉得他自以为是。我们人生观、价值观不是很相近，但他很聪明，勤奋好学。我只是想让他难受一下而已，以为只是一个病理过程，没想到会死亡……”

 

多位黄洋及林森浩的同学证言显示，黄洋外向有主见，爱干净，较强势；而林森浩比较记仇。黄洋曾借林森浩之名批评另一名室友乱扔东西，引起林森浩不满。而林森浩获奖学金后拒绝请客，也让在场的黄洋不满。还有消息称，两人之前曾因分担水费产生分歧。

 

 

 

 

 

无论是乱扔东西、拒绝请客还是水费之争，不难发现，复旦投毒案的“导火索”，都是大学寝室生活中的小冲突、小问题。然而，为何这些小事却最终酿成了大悲剧？记者调查发现，室友矛盾不断升级，既有个别大学生的心理隐患作祟，也有多种社会问题在校园的投射，导致室友关系日趋紧张。

 

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与发展中心的有关调查发现，大学生咨询的心理问题中超过三成与寝室关系、班级同学有关。上海某大学学生康思培坦言，当前大学生心理状况不容乐观，来自学业、家庭、社会竞争的压力，常常让大家感到身心俱疲。“室友间的矛盾，说重了伤感情，说轻了又不听，不说吧自己难受。”复旦大学本科生郁松（化名）说，宿舍磕磕绊绊的情况很普遍，严重时还会分出“派别”。

 

上海青年研究中心主任黄洪基表示，常听到学生说有难解的“心结”，其实大都是日常小事，或仅仅是说不清原因的“互相看不惯”。“现在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从小被父母宠着，进入学校后，面临激烈竞争，调节情绪的能力不足，造成宿舍里本不该有的矛盾。”

 

那么，大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甚至酿成校园悲剧，是否都是学生心理隐患惹的祸？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殷啸虎认为，不可忽视社会问题在校园的积累和传导。“多年难改的应试教育，没有教会孩子们对法律的认识和遵守，更忽视教育学生对他人生命的尊重。过分地追求经济利益，追求所谓的成功，年轻人可能连一时的挫折或打击都经受不住。”

 

 

不少学生和网民表示，大学室友来自天南地北，总有生活习惯和个性上的差异。学会“宽以待人”，以最大的善意去揣度别人，才能换来和谐稳定的室友关系，收获弥足珍贵的友谊。

 

网民“李思”说，“有些事真的只能靠自觉，有缘才能相聚，相互理解，彼此忍让，才能获得友谊。”网民“晗俏”说，“大学四年里和室友吵架，大都是因为小事。所以我们立了一个规矩，就是吵架不过夜。心里憋屈不如大家坦诚地说出来。”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有一些大学生，会自嘲是“疲惫的一代”－－没有安全感，缺乏信心和自主性，时常处于“崩溃”的边缘。对此，上海市心理援助热线负责人张冰说，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需要自我关注、互相关注，明确个人追求的标准和底线。转变从小开始的家庭和学校教育理念，让学生形成基本的人文修养和健全人格。

 

记者还采访了一些上世纪60年代的“老三届”大学生。发现很多当年的大学室友，在漫长的一生中始终保留着亲密的挚友关系。他们的相处之道，或许能引发今人的反思。

 

毕业于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历史系的黄澜英女士，如今已60多岁，她回忆起当年大学室友的关系时说，“当时大学室友之间更多是同甘共苦的感觉，校园和整个社会的氛围也比较朴实和积极向上。从个体来讲，那时候的学生承受挫折的能力要比现在的大学生强，不会有非要压倒对方来抬高自己的想法。还有一点很重要，那时候的大学老师、辅导员经常深入学生中间，对很多心理问题能有前瞻性的了解和介入。”